试图更换物业的行动从2016年持续至今，但没人能想到，业委会反而比物业先告别小区——一位业主起诉要求撤销业委会。 业委会选举成功，需要同意的业主“双过半”。二审法院认为，在宣布选举结果的业主大会决议公告里，这两个数字不够准确。 业主李玉说，小区建设图纸锁在一个文件柜中，物业和业委会各持一把钥匙。但几年前，文件柜被物业以房屋漏水的名义转移，不知所终。

《断·桥》是一部不怕剧透的犯罪剧情片，影片一开始就是明牌，观众很容易猜到杀人凶手是谁，没有层层拆解、剧情反转这些悬疑片惯用的手法。

“那个馆光是打车就要一个半小时。”这位汉学家埋怨太远，李玉贞投其所好，许诺“送两瓶啤酒在路上喝”，汉学家这才一口应下。 他们并不知道，在1964出版的《罗易回忆录》中，同一段影像的截图曾被用作配图。并且，左下角的东亚男子被视作“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 “一开始，我们干劲很大，想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像全部集齐。”汪珉失望地发现，挖掘档案、辨别人物，精细，且艰难。 稀缺性势必带来利益的纠葛，吴琼发现不少早期历史影像的真实性“尚待考证”。

从1949年算起，迄今已有数千名台谍或送命或把牢底坐穿。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不仅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

李玉臻先生在山西省法院系统任职多年，曾担任省高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在《张伯驹身世钩沉》中探讨张伯驹捐献所藏文物的原因时，提到自己“过手”的两起文物官司。

有人问过李玉，为什么拍电影？她说，因为我对人生有很多的疑问。《二次曝光》中对于时代的追问略微挑战了人们的观影智商，就让人产生了“随时受不了”的感觉，某种程度上，这大概证明了这不仅是一个好电影匮乏的时代，同样是好观众匮乏的时代。

故事里宋其的父母正是那个时代的随波逐流的人。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好像已经过去了，但在孩子身上，扭曲的命运恐怕才刚刚开始。李玉说，“大家说电影里写得那么真实，突然来个大反转，说都是幻觉，都是假的。实际上在中国它都是真的，它的基础都是真的。”

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