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写作《李白与杜甫》时的精神状态，郭沫若议论这些世有定评的历史人物，既有“慨世还是慨身”的同情理解（尤其在李白），也不乏对学界主流的刻意反拨（尤其在杜甫）。对陶潜的微词，乃月旦李杜之余波所及。

2015年，长期忙于话剧舞台的辛柏青发现来找自己拍片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多少令他有些焦虑。此时，他接到陈凯歌《妖猫传》李白一角的邀约。 最初得知要演李白这个角色，辛柏青的反应是，怎么演啊？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白，除了书籍和资料几乎没有其他可参照和了解的侧面。 第一次见面，辛柏青问陈凯歌需要做什么准备。陈凯歌让他回去养自己的“浩然正气”，辛柏青觉得很抽象，陈凯歌推荐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并告诉他“其他的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

李白的功名心，围绕这些的全部行为，既有文化心理因素也有其他。他的言与行成为历史，已经不可变更，后人可以说他媚俗和庸俗，难脱战国以来游说之士的窠臼；但即便如此也处处显露出某种诗人的单纯气——这应该是天生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如过分地情绪化和外露，这在处处讲究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将格外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