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震荡，正是因为它击中了多个敏感交汇点：公共空间、宗教身份、国际冲突的本地化投射，以及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移民在满足宗教与文化需求的同时，因语言、教育和就业等结构性落差出现社区间不平衡；青少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常在主流认同与家族期待之间游移，身份焦虑逐渐汇聚成一股长期积累的社会负面能量。 网络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年轻人在线接触意识形态宣导，形成虚拟社群，同时又因缺乏线下监管和心理辅导，导致极端信仰与行动在家庭和学校之外逐渐成型。这些案例的共通点在于：身份困惑、社会隔离与制度空隙相互叠加，形成了高风险行为的温床。

工会领导人拿着喇叭痛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认为其对加利西亚的出口产业造成了负面影响。他们呼吁欧洲制定统一的工业、能源和防御政策，以应对极端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

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触发的高通胀与能源危机，为“帝国公民”的壮大推波助澜。 “帝国公民”成员看起来像是一群精神错乱的“怪人”“网络喷子”，直到当地电视台播放了安全部队从其据点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的画面，不少德国民众被惊得目瞪口呆。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

巴基斯坦安全问题的核心，其实不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给了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只盯着恐怖分子，解决不了恐怖主义问题；只关注安全，也解决不了安全问题。恢复社会秩序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才是巴基斯坦实现稳定久安的应选之道。

互联网时代，极端主义和乌托邦诱惑都是一门好生意，贩卖的是仇恨，煽动的是情绪，都转化成了流量收益。

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倾向于将恐怖主义与某个特定宗教的群体相联系。当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国”将全球的目光引向中东之际，国际社会的关注点越来越聚焦在极端宗教性质的恐怖主义，并以此作为打击的重点。在美主导“轰轰烈烈”反恐军事行动的同时，西方社会却忽略了国内的各类极端势力，特别是政治倾向严重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而与此同时，信奉极端主义的人员已通过多起暴力袭击彰显了其恐怖主义的本质，比如挪威首都奥斯陆和于特岛的爆炸枪击案、被称为新西兰“9·11”的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案，以及美国不断爆发针对少数族裔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暴力事件等，都显露出恐怖主义发展的新态势。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和雏形，在“伊斯兰国”“形灭实存”和“基地”组织招兵买马的当下，国际社会仍要正视恐怖主义威胁的多元化趋势，以及不断带来的威胁和危害。

武装分子行凶期间，先是派“枪手”在前射杀村民，再由“杀手”用斧头或弯刀“补上几刀”以彻底杀死受害者，只有少数青壮年男子得以逃脱。 这是一片被“多种主义困扰的没落土地”，围绕水源和土地的“生存竞争”频频引发部族仇杀；种族（部族）主义、殖民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现代国家建构相间其中，并与前宗主国恩怨不断。

ADL(Anti-Defamation League, 反诽谤联盟)，是个监督社会仇恨的非政府组织，专门收集和记录仇恨犯罪/极端分子犯罪行为。根据ADL 2019年1月份发布的《2018年美国谋杀与极端主义》年度报告，2018年发生在美国的每一起极端分子杀人事件，都跟右翼极端分子有关联。

【编者按】2017年以来，东南亚在难得的安稳形势中保持前行，但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除域外国家介入东南亚事务、各国竞相发展军力等传统安全问题之外，受极端思想外溢、武装分子回流的影响，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未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仍是该地区主要安全风险来源。

缅甸若开邦连续三天发生恐怖袭击，截至27日造成上百人死亡。缅甸政府说发动袭击的是宾格利人、即国际媒体常说的罗兴亚人，同时认定若开罗兴亚救世军为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向若开邦派出军队展开反恐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