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派出所等基层执法单位配备了8.9万名法制员。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立案同比下降71%；不批捕率、不起诉率同比均下降约6%。

2024年前三季度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15.9万件，其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反向衔接案件9.5万件，占比近六成。 所谓“行刑反向衔接”， 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被不起诉人需要被行政处罚的，应移送行政机关处理。 目标本为堵漏，防止“不刑不罚”。 但过度追责同样有害，陷入“没入罪必罚”的误区，催生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处罚。

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刑讯逼供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这5类犯罪合计占80%以上。 2025年6月24日，最高检宣布挂牌成立检察侦查厅。在这之前，全国已经有28个省级检察院和部分地市级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检察侦查机构。 机动侦查是检察侦查的形式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但在监察体制改革前，机动侦查基本处于“沉睡”状态。

学界长期认为审判与执行不分的传统模式，是导致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应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 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对于那些犯罪但免于承担刑责的未成年人，曾经有所作为甚至“越权”的检察机关须回归监督职责，而负有矫治职责的公安机关则面临着基层人手不足、办案理念亟待更新等问题。过去司法界长期流行一句话：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理，面临着“养大了再打，养大了再杀”的“养猪困境”。这一困境至今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她们不止一次遇到过，当孩子出现问题、进入司法程序后，家长对她们说，“你多管管，你多说说，孩子听你的”，甚至主动提出把孩子送进专门学校，不敢正视自己家庭中的问题。

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指出，包头市公安局在办理李林军案过程中存在7项违法行为，包括同录不完整，存在指示性、诱导性讯问等引供诱供行为等。 刑事诉讼中，发出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常见形式，但实践中存在回复率低、回复不规范等问题。

张利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75后”副部级干部达11人。 李微微被查，年内落马正部级官员达7人。 检察机关上半年监督公安机关撤案4.3万件。 港澳地区外国旅游团入境海南144小时免签。 一周时政新闻回顾（2024年7月27日-8月2日）

校外三人走远后，孟超向两人提议：“这种（人）咱不骂他们吗？”两人拒绝了这一提议。孟超又对李志豪说：“你骂，你骂我就跟着你骂。”李志豪同意了：“我说行，骂呗，就豁开骂。” 一位律师称：“能否认定正当防卫，监控内容是关键。要看孟超当时面临的危险程度以及现实紧迫性，他的言语挑衅不排除被认定为‘过错’，会对办案人员的心证造成影响。” 济南市公安局已对案件提级办理，成立多警种组成的专案组进驻高新区公安分局，并邀请检察机关同步介入案件，给予指导监督。

西南地区一市级检察院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新规出台了，（异地用检）原则上都要遵循规定，若不遵守，一旦律师提出检察人员的身份问题，检察院这边就会很被动。” 对异地用检的合理性，并无争议，分歧在于如何调用，检察系统内部亦一直有希望细化规定的声音。 韩旭调研过参与“异地用检”的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对于被调用到下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院检察官，因其职级较高而不敢监督或监督松懈的情形”。 （本文首发于2023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

“从出事开始到现在，刑事（立案）一直都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追求刑事立案。”苏雅凤说。他们已经向检察院递交“立案监督申请书”，正在积极推动刑事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