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虽然第12条、第51条和第200条的规定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但是与无罪推定原则尚存在一定差距。 应当保障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必要时可以通过开庭审理的形式，给予死刑复核案件控辩双方辩论空间，保障被告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论权。

律师冯敏经常告诉吴谢宇：很多人在关注他，希望他活下去。“要说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应当是给了他一种（活下去的）信心。” 在二审阶段，徐昕和郑晓静把辩护重点放在申请精神病鉴定上。徐昕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而这“一线生机”就是精神病鉴定。但后来，这一申请未能得到司法机关同意。 确认最高法法官找过吴谢宇舅舅和姨妈之后，吴国阜更加确信获取亲属谅解的重要性。当时，辩护团队内部对谅解并不是特别看重。 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老K夫妇的。在信的最后，吴谢宇请老K代其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律师转达春节问候：“我会全力配合您们，全力以赴自救！请您们对我有信心！”

毫无疑问，辩护意见凝聚的案件争点，是裁判说理的实质所在。没有辩护争点，裁判文书将成为僵死的躯壳。 如果认识到，每个案件都与个体权利紧密相关，都值得社会关注，那么，裁判文书上网这一制度安排，无疑是确保司法公平、公开、公正的不二选择。

规定虽未明确要求对辩护意见作出回应，但最高法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实践，均要求死刑复核裁判文书在表述辩护意见后应当对辩护意见作出回应。 2020年至2023年，法院一审受理侮辱、诽谤案件3869件，其中，2021年较2020年收案数增长达53.57%，2022年、2023年收案数量均超过千件，年均增长分别为6.50%、19.86%。

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一高一低”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存在撤回抗诉案件数量高、抗诉采纳率低的问题 由于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侦查机关连续破获多起陈年命案积案。我国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核准。因此，我厅办理的核准追诉案件相应增加。

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时，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只将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收回最高法，死缓的核准权留在了省一级的高级法院。 （本文首发于2023年6月22日《南方周末》）

对律师们来说，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其吸引力在于，收到不予核准的裁定，意味着从死神手里救下了一条命。 在最高法审委会原委员高贵君看来，死刑复核程序中，至少已经有了控辩双方加入，随着律师参与逐渐增加，“其本身就意味着在往诉讼化方向推进”。 以前，在最终的死刑复核裁判文书上甚至连律师的姓名都不会出现。法律援助法生效后，情况有了变化，不仅写有律师的姓名和供职律所，有些文书还对辩护意见作几句话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冀祥德建议，可以建立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数据库，并对全国参与死刑案件辩护的律师进行考核、管理、培训。

据学者吴宏耀统计，2014到2016年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55个由最高法复核的死刑案例中，有律师参与的仅22例，占比8.63%。 学者顾永忠：最终通过的条款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各地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灵活的做法提供了依据。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4月20日，有消息称江西乐安致三死一伤凶手曾春亮被执行死刑，20日14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辟谣消息称，曾春亮尚未执行死刑，仍在死刑复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