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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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美国代表团来慕安会的目的是“拉拢盟友”，“可这届特朗普政府不一样”。 “狗哨政治！”丹·史密斯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如此形容整场演讲，“万斯的演讲就在试图吸引更多欧洲的极右翼和民粹主义者。为极右翼站台，让大家怀疑万斯有干预德国大选之嫌。” “美欧共同价值基础已不再牢固。”2月16日的闭幕式上，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谈到万斯的演讲，现场洒泪。 “中国是在现行秩序中发展起来的，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愿望，推动这一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美间正在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没有消失迹象。未来的竞争将会集中在尖端科技领域。”米尔斯海默说，在国际体系中，强国的实力（capacities）可以预测，但强国的意图（intention）无法判断。 “全球秩序的新趋势是逆全球化，因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将国内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阎学通提到，各国“特朗普式”领导人越来越多，大国不再青睐自由秩序。美国是带头破坏自由秩序和全球化的典型。 “美苏竞争定义了20世纪。中美竞争将定义未来的21世纪。”米尔斯海默说，在大多数时候，我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理论是对现实和研究的简化，它不会一直正确。 “你强调权力平衡和大国的重要性，我更在意全球领导者对维护或破坏世界秩序的影响。”阎学通说，现在中美问题集中在，按照谁的计划、谁的想法、谁的议程来塑造全球秩序，怎么塑造全球秩序。

“它的失望，它的瘫痪和无望的感觉，实际上可能传达了对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困境的残酷的诚实，成为现代犬儒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事情已经出错的第一步。” “民粹主义和犬儒主义一样，都成为了万金油一样的术语，用来指代那些仍然定义不清的东西。它们都作为一个否定或拒绝的术语而被使用。”

这体现出一种趋势：真有可能像科幻电影那样，少数顶级科技精英，掌握未来机械军队和警察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既可以支持民粹、利用平民力量，达到自己目的，也可以在民粹主义泛滥、严重威胁到国家和自身利益之时，“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推翻牌桌。

拜登在社交账号上转发了一则视频，其中列举了特朗普四年任期内的“劣迹”——“大萧条以来破纪录的失业率”“可能让2300万人失去庇护的医改”“纵容极端分子”等。“特朗普辜负了美国。”他写道。 特朗普独特、好战的政治风格，以及对民粹主义的推崇是否还能继续拥有市场、赢得支持，最近正成为美国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近年来女权主义、身份政治、民粹主义等政治力量正在重塑美国政治格局，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时代难题。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格局到底何去何从，这五本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多年近距离观察、采访反全球化运动后，国际政治记者埃亚尔认为这种脱离的情绪与主张并非仇恨和无知的瞬间爆发，也绝非过眼烟云，仅仅为其贴上“民粹主义浪潮”或“对民主的威胁”等标签，既过分简单化，也无济于事。 在埃亚尔看来，要将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导向建设一个更稳定、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如果任由全球化消退，而不采取更为积极的补救措施，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全球减贫事业取得的成就可能因此被抹除。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