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无疑是冰川消融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与此同时，一个更为隐蔽的推手——黑碳，也不容忽视。 在温室气体减排仍需长期推进的背景下，抓住黑碳这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或许是连接空气污染治理与气候目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一条重要路径。

“好杯新生”为现制饮品行业的塑料污染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案，推动整个行业从分散走向协同，从自治到共创，提升了行业绿色治理的效率。

大连这场大火，警醒我们加大力度治理飞絮污染刻不容缓。城市需要精细化管理，而科学选择绿化树种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城市绿化不该是“面子工程”，不能只是为“绿”而“绿”，更宜居、更安全、更和谐才是可取之道。

2022年底开始，“全球塑料公约”政府间谈判会议已先后开展5轮磋商，但至今仍未能就塑料污染治理，达成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塑料公约未能依照原定计划在两年内完成谈判，但也并不等同于失败。必须承认，塑料公约谈判涉及政治、产业、社会与就业、技术等众多因素，其复杂性远超现有的很多环境公约。

在大力提振消费的同时，也仍然存在不少消费障碍。比如，有的城市以治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为由限制汽车的消费，市民买车上牌要摇号，或者要花高价竞拍一张铁皮。

跨地域河湖受到污染之后，该由哪个地方修复？一地非法捕鱼、两地两判，裁判尺度不统一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跨区域司法协同。 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惩治并不是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唯一目的。我们的环境司法一直坚持并践行“预防为上、审判为本、修复为要”。

“既不盲目跟风国际最严水平，也不一味追求改善速度，更不会搞大气污染治理‘休克疗法’。”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说，“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蹄疾步稳，让地方跳一跳够得着，达标所需的资金、技术、方法手段循序渐进能跟上。”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的难点在于各省份发展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不一，和过去的能耗双控类似，中央如何合理分配地方的考核目标将是接下来各省份关注的重点。 零碳园区和绿色建筑正被各省份视为新机遇。17个省份提及建设零碳园区，14个省份提及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长点。而在2024年地方两会中，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不超过5次。 “新三样”固废（退役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及风机叶片）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国家层面“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尚未出台，但广东和青海已经在2025年工作部署中点明“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 “受污染农用地溯源整治”表述未在过往三年各省份报告中出现，2025年首次被4个省份提及，这或与《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有关，该计划要求2027年底前，受污染耕地集中的重点县（市、区）基本完成溯源。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赵世新透露，将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印发《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推动防治关口前移，构建要素协同、部门联动的源头防控机制。 “土壤污染前端预防、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成本，通常呈1：10：100的指数级增长。”

随着气候变化、生态污染和自然资源枯竭等挑战增加，绿色金融该如何发挥作用真正改变环境，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由于负外部性存在，长期以来，环境治理的投入与回报难以实现匹配，绿色金融该如何帮弱势一方抵御风险、促进解决不公正问题？ 这是银行业务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变暖等挑战下，银行履行经济调节职能需不断深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