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皮正德：同样是模拟法庭，检察官等实务工作者更强调证据的分析和运用，而法学老师的模拟法庭和案例往往更偏向理论，更关注的是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 最高检自2023年10月启动“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以来，已向高校推荐了238名检察官，他们先后走上21所高校的讲台，为超过2.2万名学生讲授检察实务课程。

招不到学生的学校与专业，拿不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收不到学费，老师要转岗甚至失业，所以大学与学院有动力展开自救。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直接扩招计算机大类，算是自救措施中比较明智的一类。拿太原理工大学而言，其传统专业如法学、会计学学费是5100元一年，软件工程是16000元一年，后者是前者的三倍有余，且招的人又多，单靠学费就能挣钱。与市面上的速成培训班比，这个学费也不算高。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法学教育仍然与司法实践联系不充分、不密切，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要求有所脱节，要通过步入社会完成再适应、再培养的过程。 2006年企业破产法通过后，再未进行过修订，不能完全顺应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关于“办理破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发展要求。

方流芳坦言，“我迄今未申请过任何高校内研究项目，没参加过任何学会，谢绝出任法律系主任和民商法学院长”。 方流芳不建议学生做“策论”、写“立法建议”，而是找出和厘清真问题。

上海大学在上诉中明确提到：“要求向学生说明作出不授予学位决定的票决数情况之外的理由，显然与学术评价惯例不符”，且“相当程度上无法保证学术判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学术自治”。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向和与学生通过对40所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院校小论文发表要求的分析得出结论：每年毕业的博士生要发表的论文篇数是CSSCI来源期刊总刊文篇数的近四倍。 法院在对学位纠纷诉讼进行司法审查时，是以程序性审查为重点，“法官不是学术专家，对学术问题判断需要回避。”

“我家乡的人们所关注的是怎么样嫁得好、怎么样取悦丈夫、怎么样在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圈里保持它看似平衡的运转节奏，法律、文明、进步，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无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学费不应该全退，这涉及学生入校时和校方签订的具体合同如何规定的。客观上看，疫情属于法律认可的不可抗力因素，过错方并不在于学校。

回国前那几天，小金吃饭呛到咳嗽都会紧张，“每天都要量好几次体温，不想把病毒带到国内”

法科学生打破脑袋挤法院的现象正在消失。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刚刚完成网报，十多个法官助理岗位出现无人缴费成功的尴尬现象。与此同时，法院内部人员仍在不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