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口飞速增长，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已经别无退路，他们离不开这个社会，但众所周知，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约束力会大为下降，这时候，唯有依靠法治来约束人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只关注恶性刑事案件，对各种民间纠纷，基本就是天大地大甩锅为大的态度。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算计和伤害，事实上经常就是没人管。

注册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审”“审什么”。 这次证券法修订集中体现了对投资者尤其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权利的高度重视。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

作为发展中国家，从覆盖的领域、保护的力度以及对象的衔接来看，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比较完善。在保护力度上，以野生动物保护为例，相关刑罚非常严格，有部分条款甚至是过于严格。 我国目前有五十多部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法规，未来也许可以通过制定一部生物多样性法来进行统筹和协调。 这几年通过的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等为特定领域制定综合性、统领性法律打开了新的思路。这些法律的主要定位是政策法，而不是管制法或者执行法。这些政策性的框架法可以同时发挥统领协调和查缺补漏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企业公章的法律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夺章门”发生后，很多法律专业人士都指出，掌握公章并不等于合法掌控了公司，更不证明所有权。但是，频频发生“抢夺公章”事件，体现出企业经营者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需要更高层级的立法。国家网信办的管理办法，只是部门规章，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位阶较低的一种，法律效力有限。而且，限于其法律位阶，办法无法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作出严厉的处罚，其威慑力也因此受到限制。鉴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需要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对此予以规范，并对违法行为予以严厉处罚。

兰州水危机甫告结束，2014年4月14日，兰州居民起诉兰州供水企业的民事诉讼被法院拒绝了，而理由竟然是：这是“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初步设计是做加法，多一道权益保护的途径，而不是以克扣已有法律体系里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自主权为代价来另起炉灶。

最近十年，从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到侵权责任法，一部又一部新法律闪亮登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但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从1997年刚进港时的谨小慎微，到如今的积极互动。既实行封闭式管理，又定期地对外开放军营。香港回归15年间，驻港部队在两套法律体系的碰撞和意识形态的暗流中，用并不轰轰烈烈的言行举止，赢得了民心。

这周，微博上持续热的事情是：韩寒父子真的将方舟子告官了，而且是一口气去了两个法院，方舟子则神闲气定地在微博上猜灯谜，秀自己的智商；吴英案在网上引起法律人和网民的热议；内地与香港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殖民地心态”与“蝗虫歌”你来我往。前两个都和法律有关，说明中国的法律真被当回事了，继建成“法律体系”后，法治国家也是大有希望。

英国法律体系的根源在于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但是老经验必然会碰到新问题。从伦敦骚乱后的法庭判决可知，新问题可产生新判例，而成为法律进一步完善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