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布公”既是古代道德伦理，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榜谕告示”在古代就代表着严肃庄重的大事，遑论现代社会。这起事件里的涉事机构，往小了说只是玩忽职守，往大了说则不无违法犯罪的嫌疑。“最忙五人组”不应只是一出外界笑谈的网络插曲，相关部门对“欺世盗名”背后的腐败绝不可以轻轻放过。

让被打还手不再是“互殴”，被侵害者敢于制止侵害，才能坚守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弘扬惩恶扬善的法治精神，重塑社会价值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增了有关正当防卫的条款。这一法律修订案有望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5年6月进行的第三次审议中通过。有了法律层级的明确规定，警方应该在治安案件的执法中准确认定正当防卫，以最快的速度运送正义，鼓励公民面对侵害挺身而出，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不法侵害。“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守法公民的自卫不能是“互殴”，这正是正当防卫原则写进法律的初衷，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要义。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为稳定、长远的预期，避免政策制度随意变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既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国家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又要警惕制度泛化和制度机械化对人性的压制。

任何形式的补贴都应慎之又慎，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让财政补贴成为端上案板的唐僧肉。这一方面是依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需要，对纳税人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创造更公平与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打造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本身也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

还有考评与激励的问题，就是干部做事的容错性有多大的问题。做事情永远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挑实干者做事情过程中的毛病与姿势不优美之处，吹毛求疵，上纲上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把这样的不良风气打下去。鼓励实干，就是要看到实干者的贡献，并且不吝奖赏与激励，让实干者既有安全感，又有盼头。 最后，必须说明，干什么也重要，甚至更重要。所谓实干，应该是着眼于依法行政，保障权利，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创造对企业家友好的营商环境，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不制造障碍，且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祉，而不是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抬高社会成本。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小案”释明法律关系、厘清法律适用标准，不仅对同类案件产生指导意义，还能进一步树立价值导向，推动社会公众整体法治意识的提高。 去年全省法院对接3077家调解组织后，诉前成功调解案件达到93.8万件，同比上升16.5%。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法学教育仍然与司法实践联系不充分、不密切，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要求有所脱节，要通过步入社会完成再适应、再培养的过程。 2006年企业破产法通过后，再未进行过修订，不能完全顺应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关于“办理破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发展要求。

明清人口飞速增长，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已经别无退路，他们离不开这个社会，但众所周知，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约束力会大为下降，这时候，唯有依靠法治来约束人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只关注恶性刑事案件，对各种民间纠纷，基本就是天大地大甩锅为大的态度。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算计和伤害，事实上经常就是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