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各项宣告刑时，法院不仅考察犯罪本身的不法与罪责程度，还会综合评价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及犯罪后的表现；还必须评估刑罚对被告人未来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还会考虑被告人的刑罚敏感度。 若只看到德国判决中的刑期，便会低估这种由自由刑、保安监禁、持续赔偿责任、程序费用共同构成的整体制裁后果。

一位前检察官称，其办理的数十起杀妻案中，没有一个丈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判死缓的也很少。 “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曾做过多年法官的一位律师认为，法院对杀妻案作出判决，通常会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社会危害性，一个是主观恶性。

从全斗焕、卢泰愚被审判，到李明博、朴槿惠被送进监狱，再到尹锡悦被弹劾——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最后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这意味着司法系统很早就被嵌入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运作之中。 在政治对立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公众通常更倾向于接受法院判决结果本身。但在高度极化的语境中，司法裁决更容易被置于政治框架之下，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阴谋论叙事。

感情才是婚姻的基础。婚内赠予的本质是心意，不能演变成情感交易，更不能成为婚姻的对价，否则不仅会伤害婚姻家庭价值观，也会让奸诈之徒找到“婚姻诈骗”的法律漏洞并加以利用。上海两级法院的判决值得点赞，值得全国法官学习借鉴，回归婚姻本质，打击婚姻诈骗，维护良好的婚姻家庭价值观。

从2018年到2025年，两百多万起“上网”的基层法院刑事判决中，有二十多万起是分案审理的，占比达到7.37%。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现，让分案审理变得更加棘手。多位律师提到，实务中，不少法院以是否认罪认罚为标准对共同犯罪案件进行分案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门金玲：“分案审理在域外并不鲜见，但在我国之所以会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核心在于我国刑事审判未明确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无法解决分案审理所带来的对质权受限等弊端。”

艾滋病人的隐私权不能以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为代价。《艾滋病防治条例》有必要加以修改，保障亲密关系中双方的知情权，进而确保生命健康权不被侵犯。

流量是因也是果。这起事件再次显示，“未成年人社媒恶作剧”的“病毒式流量”理应得到有效遏制与威慑，如此方能维护商家利益，保证公共利益不至受损。法院判决既是惩罚肇事者也是威慑后来者，告诫家长要管束规训好“熊孩子”。

一审和二审中被告人死亡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应判决被告人无罪。如果查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主动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多出于纠正错案的目的，审理后宣告原案被告人无罪。 “真凶再现”型的错案平反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与刑诉法297条缺席审理程序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