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破解流域协作壁垒的核心是构建“联防联治”机制：跨流域开展联合执法，并主动与上下游、左右岸城市签署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达标奖励、超标赔付”，可以理解为“水质对赌”。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处于待开发区的湖泊更适合“以湖为单元的片区开发模式”，实现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要主动拥抱信息化时代，首先要解决数据从哪里来的问题，其次是怎么运用好这些数据。后续，我们也考虑将这些环境数据进一步转化为数据资产应用。

选取中部A市2010年至2019年之间跨度10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最终收集的数据集包含4位书记 、6位市长的大约七千条履职信息，总字数合计约273万字。 外地调任来的市长更多关注指导创新创业、城镇化建设等工作，在推进政府改革等事务上投入相对较少。 55岁以上的书记和市长都在指导环境治理工作上明显更加积极，在指导城镇化建设工作上的行为比例则显著低于55岁以下的市长。

国内首部针对ESG评价机构的规范文件，为破解市场失衡问题、提升行业公信力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最新一期“中国漂绿榜（2024-2025年）”榜单显示，上榜企业涵盖运动服饰、金融、环境治理、化妆品、新能源电力等多个行业。 目前全球各相关监管机构，对企业漂绿行为的监管和处罚正在加严，消费者举报、维权更加便利，针对企业避免误入“漂绿”的指引，也越来越明晰。

2022年底开始，“全球塑料公约”政府间谈判会议已先后开展5轮磋商，但至今仍未能就塑料污染治理，达成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塑料公约未能依照原定计划在两年内完成谈判，但也并不等同于失败。必须承认，塑料公约谈判涉及政治、产业、社会与就业、技术等众多因素，其复杂性远超现有的很多环境公约。

“最近大家可能感觉到中国的蓝天越来越多了，空气也越来越清新，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强了，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立足电力市场的复杂性，创新性推出“电力精算师”项目，通过数据驱动和精准测算，将地方营商环境、用户经济利益和供电公司社会责任深度绑定，实现了经济价值、环境效益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1970年成立时，EPA首任局长表示“环保局的职责是保护环境，而非促进商业”。2025年，新任局长泽尔丁则将EPA的使命重新定义为“降低民众购车、取暖及企业经营成本”。 据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观察，美国既非全然无视全球责任的“小人”，也非无私推动环保的“君子”，而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调整立场的“现实主义玩家”。 美中清洁技术中心执行主任安锋发现，EPA拟放松的环保标准多为长期目标，而不是让当前的环保标准倒退。“特朗普并非完全否认绿色清洁产业的价值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