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作家麦克法伦看来，河流可能被“谋杀”、被“溺死”，这不是拟人，而是承认河流拥有生命、死亡和权利。从家附近的小泉出发，麦克法伦跨越三大洲，进入三处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水域，用创作推动河流的权利和生命的公众讨论。 厄瓜多尔承认河流生命权，加拿大将河流定为法律主体，英国给河流设立投票代表……当河流不再只是资源，人类的治理逻辑能否被改写？

当新药不断出现、门诊不断增设、体系不断健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医学的进步，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开始认真对待“睡眠权”——那份被长期忽视，但足以影响生命质量的基本权利。

艾滋病人的隐私权不能以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为代价。《艾滋病防治条例》有必要加以修改，保障亲密关系中双方的知情权，进而确保生命健康权不被侵犯。

面对野生动物侵袭人类聚居区的现象，公共政策仍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的生命权与财产权为第一出发点。就野猪泛滥的情形而言，无须申请《狩猎证》的同时，相关部门不妨在做好枪支管理与保险覆盖等制度配套的前提下，核发更多的《猎枪证》，让在地居民与商业化团队都能获得狩猎的快乐，同时又能从狩猎中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降低捕猎风险与减少捕猎成本，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存权利。

免费医疗，看上去占了“便宜”的同时，也交出了很多事情的决定权，甚至是在关键时刻生命的决定权。生命的去留，不再是权利的决定，而变成了利益的计算。而且是一些人在计算另外一些人生死存亡的价值，权利人自己很难说是那个真正的决定者。 更进一步的考量是这样子的：在政府官僚眼里，那些年纪大的，得了终末期癌症的，没有治疗价值，不能治愈后继续工作创造财富、给政府带来税收，反而消耗政府的巨额医疗费用，给这些人“免费治疗”很不合算，那就劝这些人接受安乐死，最为合算；那些年轻且生的病不严重者，医疗费用可控，又可以治愈，治愈之后可以继续工作创造财富，给政府带来税收，给这些人“免费治疗”是合算的。说到底，最终衡量的是治疗的成本与治疗后的收益。

本案的真实性质是肖某的私有财产侵犯了吴某的生命权与健康权，体育场馆也因疏于管理而需负担民事赔偿责任。

理想的情况是，尊重机动车的路权，保护行人的路权与生命权，依据行人与机动车各自的过错责任，合理分配赔偿责任，并以此激励行人遵守交规，鼓励机动车尽量避让，遏制“撞了白撞”“碰瓷诈骗”这种“制度套利”的主观恶意行为。回顾国内在这一立法上的多年演进，应肯定其“螺旋式改进”的成果。

优先考虑人类的生存权与财产权。对于因野生动物频繁出没严重危及村民农作物安全、财产及生命安全的地区，有组织地适度捕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修订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野猪被除名了。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1日《南方周末》）

一方所谓的“隐私权”绝不应凌驾于另一方的生命健康之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两个人共同生活，每一方都有权获取对另一方的健康状况，以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权益。婚姻是两个人的合意，合意必须建立在包括对另一半健康状况等重大信息的完备知情的基础上。可以说，知情合意是结婚自由的基本前提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