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生育水平。然而，生育意愿像是探测器，生育率并非社会问题的根源，而是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与结果。或许，这些年日本政府应对少子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可以佐证这一点——盘根错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着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深远影响着一个人口群体的生育水平。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按照重要性排序，大学生择偶更看重：年龄、房产、教育水平、外貌、是否为独生子女、职业。“具体而言，男性对配偶外貌的排序稍高于女性，女性对于房产和教育的排序稍高于男性。” 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而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了1.36个。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数字间的差值，代表着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一种感知。 “生一个孩子奖多少钱，其实大学生没有那么在乎。”在对婚育的考量上，男性强烈需求是降婚育成本，女性强烈要求保障就业和工作支持。

2022年全国两会，“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有超过50份建议和提案涉及三孩或生育。 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计算，因托幼机构稀缺，一名生育三孩的女性要在育儿方面付出9年。她提议“男性强制休产假”。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发现，有许多现行政策未充分考虑多孩家庭的实际需求，还是“按三口之家的惯性思维来设定的”。 全国人大代表林勇建议，从当前的不分孩次生育率个税抵扣，转变为分孩次递增的个税抵扣方案；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多孩母亲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