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屡发生的“反诈误伤”凸显了反诈系统的“黑箱问题”。相关部门有必要改进规则，完善执行程序，改变现有的反诈防范识别方式，给普通人留出充足的复核与申诉时间，让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进行，不再因为反诈而误伤普通人。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复查。 历经两次一审、一次二审，法院均认定于建成有罪，判处其死缓。但被害人的尸体与作案工具从未出现，警方的解释是“被洪水带走了”。 那几年，他在报纸上看到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案件的报道，开始明白，现实中得以翻案的冤案，大多依靠“真凶现身”或“亡者归来”。

被害人家属一方已提起申诉。除了不认可已过追诉时效的结论，他们还认为，买家部分参与了拐卖行为。 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最高法定刑为三年，追诉期限为五年。律师建议将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则可将追诉期限延长至十年。

这起细菌战诉讼进行了许多年，王选和受害者们先后四十多次赴日起诉、申诉，引起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极大反响。 然而，王选们最终还是败诉了。

截至2025年3月15日，总计32家银行宣布接入DS，其中10家是地处一隅的农商行。技术将消减马太效应？ 智能客服、智能风控和财报数据分析是DS集中赋能银行的应用场景。银行网点数字化水平可能超出客户想象，比如机器人主动识别客户的情绪。 不可否认的是，DS并未根本上解决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幻觉、信息安全和算法“黑箱”等问题。这对于金融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协议中，银行应向客户充分说明AI决策的影响因素及申诉渠道，增进客户对AI决策逻辑的理解。

防范尺度的松与紧，最终还是取决于民众对打击电诈的需要强度与为此愿意承担多大的麻烦与不便利两者之间的权衡，或者说更倾向于前者与更倾向于后者的两部分民众之间的博弈。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对电诈分子或“帮信”者的惩戒在实体与程序上有法可依；如果惩戒错了，有一个申诉与救济机制（第十四条），而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守法良民从此不用担心被误伤了。

“辛龙案”是最高检抗诉的申诉案件中首例“无罪抗有罪”案件。 综合全案证据分析，郭竹梅形成了辛龙实施杀人行为的内心确信。虽然有了内心确信，但要促成改判，还需要开展补强证据工作，排除原无罪判决认为的“疑点”。

售卖自种的二十六棵香樟树被判缓刑后，困在申诉路上“偏执”求“清白”的马家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报案后，黎筝发现自己名下的两张储蓄卡、一张信用卡均不能使用了。咨询开户行后，她得知是由反诈警方操作的保护性止付，按规定冻结一个月，原因是防止她再次被骗。 黎筝奔波于两个派出所的时候，发现现场有不少来申诉银行卡冻结问题的电诈受害者。在网络上，各个社交媒体也有受害者询问保护性止付该如何解除。 警方的紧急止付结束后，陈强继续向骗子转钱，直至数日后，骗子诱导其把所有钱都投入其中，陈强才恍然大悟，自己的五万多元已被锁定，无法取出。 王雪妮也提到银行卡被止付后的焦虑。她多次电话询问警方及开户银行，什么时候可以解除止付，对方只说“再等等”。出事前，她曾借了一笔微粒贷，止付后只能借钱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