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政府文件都对助农、农村电商问题有所提及。其中，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至于四川省内，“这边去年7月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要大力发展农村主播，鼓励村干部、驻村干部都从事这个行业，帮老百姓卖农产品。” “说实话，虽然现在全国很多村支书火了一把，但都是昙花一现。”在关祖苹看来，比吸引流量更重要的是，“有好的产品来接得住流量”。

这些年来，消费领域的“伪进口”“假洋鬼子”现象屡屡发生。 直播电商时代，带货主播的粉丝们在直播间购买商品，不仅仅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来，还有不少是为了享受与主播互动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为主播的个人品牌“买单”。因此，带货主播们一旦被发现所售卖的商品虚假宣传，割粉丝韭菜，砸的不仅是该商品的牌子，也是相关主播的品牌。 为了吸引头部电商主播，地方政府有为其“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的动机。但是，“更好的营商环境”，不应该包括“法外开恩”，不应影响当地对其的监管力度。

央视3·15晚会曝光多家食品公司生产的梅菜扣肉使用不合格的槽头肉后，曾为这些商品带货的几家知名直播电商近日先后作出回应。不过，这些回应也强调，自己是该商品的带货方，不是生产方和直接销售商，这引发了关于“带货主播是否应为产品质量负责”的讨论。 现在的直播带货，其货源有两种。一种是直播间“直营”，也就是在直播间销售自家网店的商品。另一种是“带货”，即给别家网店的商品做代言推销。消费者点击直播间的链接购物，是由别家网店直接发货，通常不会与直播间的主播一方发生交易。 根据广告法，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也规定，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直播带货，确实丰富和拓展了商业销售的模式和边界。传统的广告代言，消费者对“明星只是代言、商品销售者另有其人”有着清晰的认知。直播带货则不同，商品销售链接就挂在直播间里，在时空上几乎无缝衔接。这时消费者很可能不会仔细辨别谁是真正的商品销售者，更多是出于对主播的信任购买商品，那么带货主播自然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真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既盆满钵满又完全免责，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木子直播间卖的不是“牌子”，而是“款式”。沙河女装打版熟练度高，最快两小时出款，每天能做几百个版样，且成本远低于其他地方。 “广州根本不缺主播，这么说吧，一万块的主播你随便找。” 按照“人、货、场”的概念来看，“场”的可复制性最高，“货”是各城各有所长，“人”的培育则需要时间。

截至2023年5月31日，9名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薪酬总计3150.4万元，其中孙东旭最高，达1639.1万元。 公司5名薪酬最高的员工薪酬总计7855.4万元，其中最高一人约合人民币3000万元左右。 在传统的公司经营管理中，CEO等高管扮演重要角色，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但电商直播等平台经济的产生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核心主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从电商平台到头部主播，其实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打法都在简化，以价格取胜成为趋势，因为现在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价格。你头部主播要搞全网最低价，我电商平台凭什么不可以搞比你更低的价格？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对“全网最低价”头衔与人设的争夺，诸多电商平台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头衔与人设夺回来，在广大消费者那里建立“心智占位”。这才是这场对线背后的商业逻辑与实质。

70%佣金意味着，如果一个产品卖100元，要给到主播70元。而剩余的费用，要涵盖产品开发、原料、包材等成本，也要包括仓储物流、场地及人力成本。 “他们（主播）不太会问我们关于产品上的专业问题，因为现在的主播可以拥有的选择实在太多太多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三个点，价格多少，佣金多少，有没有坑位费。” 游五洋指出，品牌方与主播方本质上是博弈关系。产品在直播间的标价、主播方能拿到的佣金比例、消费者的赠品等，都是博弈重点。 在李勇坚看来，“依赖大厨”是直播电商生态最大的毛病，“现在突然之间多了一个主播，砍走25%，砍走30%，这个商业逻辑本身就有问题的”。

直播带货虽然是一种新的电商销售形式，但归根到底还是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就必须保证所销售商品（服务）的质量。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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