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年间，全国至少拥有过243档电视问政节目，分布在全国169个地级或以上城市。20年之后，不少栏目已经改头换面，一些还存在的栏目，定位也从“问政”转为“探讨”。 对大部分普通网友而言，相较于具体解决的问题，他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的表现：“平时见不到领导干部，现在你出丑了，终于有人‘教训’你了”。 汪小平找到市委书记，“这个事你恐怕得带头上。你不吃这第一口螃蟹，你不做榜样，别人可能会不重视这个事。”

“蜗牛奖”的评价范围也从最初的治理干部不作为，延伸到作风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等多个领域。 一些常见的电视问政节目、“末位淘汰制”等，都属于负向激励措施。2016年初，贵州省贵定县就曾针对县直部门设立“踢皮球奖”“水面浮漂奖”和“工作不及格奖”。 “目前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类似的考评机制不会人走茶凉和人亡政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补充，“因此，不一定要追求政策延续性，而是要看考评是否可以兑现，让公务员得到激励或被问责。”

准备良久的西安市教育局最终以21.89%的满意率惨淡收场，刷新了节目开播以来的历史最低分。

一次偶然的节目取材，一场自上推动的电视直播问政，使延宕二十年的污染顽疾迅速得到解决，环保局三名主要领导更被火速免职。

政府与官员如果能够虚心地做到“四问”：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在各地的电视问政上的问题就不会反反复复地出现了。

8月5日，湖南经视《经视问政》第八期节目曝光衡阳县两官员违规经商，节目录制现场，衡阳市市长周海兵决定将二人停职。有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表示电视问政不能代替组织程序。而节目组回应作秀质疑称每一名被问政的官员，录播前都不知道详情。都是“本色演出”。

最近，杭州“公述民评”首场电视问政刚刚结束。问政全程暂由网络直播，电视则延后播出。有人提议说，是否把那些官员太过尴尬的场面删掉些？我的建议是：一个都不删！如果镜头前的官员个个官腔十足滴水不漏，谁还会笃信电视问政。

放着既有的制度不用，这样的电视问政显得有些舍近求远了。本该承担起代议、监督、问责等功能的人大制度何时才能名符其实？当然，媒体能够相对充分、有效地对公权力加以监督，这无论如何也是个进步。

三年来，在电视问政直播现场，武汉的大小官员们被曝光的各类问题和尖锐的追问弄得满头大汗。作为地方媒体，武汉电视台何以能让这么多高级别官员就相关问题公开道歉认错呢？

假如武汉不搞电视问政，政府官员岂不优哉游哉？我们有人大、政协的依法监督，有纪检监察、党委政府的督办系统……但多少尖锐都在文稿修改中圆融，多少冲突都在反复酝酿中化解，甚至可能发生保护性、寻租性监督。还好，武汉有电视问政，谁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谁就可能被约谈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