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知道，国人对座位的看重，自古有之。“南面为君，北面为臣”，金銮殿上，皇帝独坐龙椅，面朝南方，“北面”的，则是臣属。如今，皇帝早已成为黄历，座次排序的规矩，却依然不少。

作为动画片，《疯狂动物城2》并没有刻意强调正邪不两立，也没有像真人电影那样渲染揪心的悬念，它更像是说出“皇帝的新衣”那样，直白地告诉观众：世界该是什么样，不该是什么样。

“做历史的人通常感兴趣的是发掘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运行、学术思想文化的变迁，更多地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但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个‘乐子人’，不是很正经地要做大历史的，我喜欢在历史中寻找花边新闻，例如皇帝长得好不好看，有哪些小道消息在流传………我喜欢在历史中发现这些东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刘娥是北宋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第二个皇后，她被册封为皇后的过程，艰难备至。 刘娥立后的过程显示，无论后世学者如何宣称宋朝“君臣共治”，事实是，只要君主执意要做一件事，宰臣们是拦不住的。

他还在《长安的荔枝》后记中透露，写这篇小说的缘起，是在为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收集素材时，注意到一份徽州文书里一个名叫周德文的基层小吏，他因负责物资调度劳累过度，病死他乡。 韩非曾将君王比作龙，将臣下向君主进言比作触碰“逆鳞”。故事里，上下臣工无一人敢向皇帝指出将岭南鲜荔枝运到长安的荒谬之处，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停止他不愿停的事，是触犯天威的危险行为。

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想通自己2024年9月之所以会被那位戴着金丝边眼镜、不停问我“去厄立特里亚感受如何、怎么去的以及为什么要去”的美国签证面试官拒签的真正原因，但好几个懂行的朋友都告诉我：这事儿十有七八跟你去了非洲东北角的那个小国有关。 真的会是这样吗？ 关于历史轨迹复杂、命运坎坷的厄立特里亚（以下简称“厄特”），大概可以这么介绍： 1869年，意大利殖民者来此拓殖，1947年意大利正式宣布放弃其非洲殖民地，1949年联合国派调查专员到厄特“研究并决定”其命运，1952年厄特在联合国的“安排”下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 1962年，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单方面取消联邦制，将厄特合并为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的一个省。之后厄特成为埃塞的一部分，而埃塞又是美苏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争夺的焦点之一，厄特人一边被裹挟被揉捏，一边为了摆脱埃塞控制抛头颅洒热血。直到1993年，厄特苦战30年，终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全民公决，独立至今。 我不由再一次想起在厄特的那短短的四个星期，像那样一个名字极其拗口、面积小之又小的非洲小国，为什么会被签证面试官问了一遍又一遍呢？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写歌的人一定要有一种想法：我写这首歌，皇帝听了是这个感觉，乞丐听了也是这个感觉。一定要有人人平等的感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更好的办法是进入公共记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受到公众跨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尊敬，这庞大的愿力可以让逝者的魂力得到极大的补充，成为儒家所称的浩然之气、正气，获得“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力量。 同理，青史留名，如果是美名，有助于灵魂长存和壮大，如果是恶名，则万民的咒诅会促进灵魂的消亡，让灵魂受苦。这才是古代儒家士大夫不怕死的道德根源，这才是皇帝害怕史书的关键因素。

“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这么多政治思想，譬如‘民本’、‘华夷’、‘天命’这些观念，到底对中国人的实际政治运作有什么影响：它们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了怎样的作用？那些皇帝、官员真是按照那些政治思想来行动的吗？还是说只是当作表层话语来论证他们自身已经设定好的目的？如果是事先设定好的，这些目的与他们所持的政治思想之间有什么关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曹操的老大哥，也是不久的将来最大对手袁绍，是最不方便迎奉汉献帝的。 袁绍的权力之路是怎样的？ 他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公然对抗董卓，而他之所以和董卓决裂，就是因为董卓想立汉献帝做皇帝，他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