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泰基金公司以旗下基金净值异常暴涨表象为卖点的宣传行为，游走于巨额赎回信息披露机制的空白地带。 遭遇巨额赎回时，基金公司因未触发监管设定的门槛而不发公告，并不违规。但在极端情况下，这对持基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基金在净值暴跌之后而清盘的案例已发生。 摆动定价机制在欧盟广泛运用，但在中国内地仅存在于基金公司的纸面资料中。真正落地实践时，可优先考虑在投资标的资产流动性相对弱的基金类型。但在制度、方法、流程和系统等方面均需要很多准备工作。

社交媒体平台需切实承担监管责任。对恶意造谣行为，建立更有效的识别、预警和快速处置机制，遏制不实信息传播，不能放任这种低成本、高伤害的“线上医闹”野蛮生长。

生态保护机制、生态补偿模式和发展林下经济，其他地方是可以复制的，难以复制的地方主要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和特殊的民族文化。 “刀耕火种”是独龙族曾经的代名词，“一座山、一把火、一片地”，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破解独龙江乡生态保护与群众脱贫致富矛盾的基本思路，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脱贫。 实践“两山”理念的挑战和困难主要体现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难题。我们感到生态环境监管压力大了，尽管贡山县致力于生态产业发展，但是在生态旅游开发中，游客数量的增长可能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目前已解约50家企业和405只基金，其中包括14家银行保险证券公司。随着普华永道中天声誉危机扩散和普华永道全球对其审计报告质量的严格控制，企业解约潮会更大面积发生。 接任仅两个月的李丹将辞去中国区主席职务，现任全球首席风险与监管官何睦妮(Hemione Hudson)已被任命为中国区临时高级合伙人，她将在完成必要的流程后调任至普华永道中国。 现在的审计机制是“老板自己出钱让别人审自己”。在现行机制下，仍有一“妙丹”可解决此问题，即加大力度重罚“犯错”的人。

“员工如果举报，担心在企业里不好过。（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建立后）企业鼓励员工报告且还要给员工奖励、荣誉，那么，员工的顾虑和担心就不存在了。” “企业内部报告了问题隐患，监管执法部门下去检查也发现了，这种情况下按照规定不予处罚。”

中央层面成立跨部门专家小组，应包含国务院主管科技、经济、金融等部门，同时应吸纳不同类型的科技龙头企业和全链条金融机构代表参与。 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先导，通过科技项目推介、差异性监管措施、政府税收优惠及保险等政策补贴、项目退出机制完善等方式鼓励并吸引民间和海外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和转型。 监管机构对于向科技创新和转型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应实施差异化、制度化的监管措施，以及风险补偿和奖励机制。

如何在“非绿”的企业中，有效识别出具有意愿、技术和能力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未来，拓展绿色产业认定范围，标准制定和产品创新是一个开端。建立配套的统计标准、监管及激励机制，形成一个“工作闭环”，则是保证相关绿色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以标准化方式提高金融市场可持续信息的透明度，解决金融市场产品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不一致性，避免绿色投资产品发行时的“漂绿”行为。

截至2024年3月1日，29个省级行政区已完成挂牌，仅北京和安徽的地方金融监管局网站尚未更名；尚未披露金融“两委一局”的副省级城市仅剩哈尔滨。新型央地协同的金融监管机制正加快形成。 绝大部分省市采取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即同级的地方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和金融管理局合署办公，“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但这与最高层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完全看齐。 目前各地金融“两委一局”新的法定职责均未正式下文，各地金融管理局更名挂牌之后，实际工作内容与之前基本类似，相关编制和人员也尚未调整。 地方金融管理局从名称中去掉原先的“监督”二字，并非意味着对地方金融运行活动状况的监测功能弱化。

“当我们面对股市、房市或金融危机时，需要救的也绝不是或不仅仅是某一机构甚至某一市场，而是要着力解决背后的经济问题、机制和体制问题。” “上交所要开展刨根问底式的信息披露监管，抑制和防范不公平的资本市场行为，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监管方式，揪出‘大忽悠’和‘小忽悠’，通过公开透明促进公平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