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0日，美国青年保守派活动家、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在参加犹他州犹他谷校园演讲时遭枪击身亡。 柯克生于1993年，他是右翼激进组织“美国转折点”（简称TPUSA）创始人，活跃于保守派政治舞台。他并非民选政治人物，却通过校园组织、演讲、播客和社交媒体建立了庞大的青年保守派网络，成为特朗普及MAGA阵营连接年轻选民、基督教保守派与基层活动者的重要政治中介。他也是21世纪美国右翼青年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者之一。 在离世后的一年里，柯克不断被加封、“圣化”，成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宗教符号。随着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政治进一步极化，右翼阵营内部因为意见和利益分歧不断分裂、彼此撕扯。 柯克身后留下有形和无形的政治资产，成为这些政治势力激烈争夺的对象。一场美国右翼的“继承之战”已硝烟滚滚。

2026年初，吉吉告诉好友，她即将结婚，并计划搬到迪拜，但在婚礼前，她要和男友完成一次前往冈仁波齐的旅行。 “我们从西藏看喜马拉雅，觉得还挺普通的，但如果从恒河平原看喜马拉雅，这就是在半空之中悬着一堵墙。” 直到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泥石流视频出现，“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是我第一次流泪”。

依据中国地震台网的记录，从2026年6月29日到8月11日，宜宾市共发生35次3.0级及以上的地震，震中位置集中在宜宾市中南部的高县和珙县交界附近。四川地震局将此定性为“典型的震群型地震序列”——震级起伏，短期内连续发生。 社交媒体上，不少宜宾居民记录下反复地震后的生活变化：深夜被震醒，不敢熟睡；自家房屋出现裂缝，担忧安全；搬出来睡帐篷，但“热得像蒸笼”。

2026年7月26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的行动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试图将欧洲拖入战争。 “两场战争之间的战略界限正在逐渐模糊。”沃尔夫分析，两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它们在华盛顿、莫斯科和德黑兰的考量中就越会相互碰撞，也就越难将它们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

对美国社交媒体内容的最新研究表明，用户在同主题讨论里的标新立异，或导致网络上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

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注定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治理难题，考验各国治理者的耐心与智慧。 清华大学《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14至15岁群体实际合规率仅约27%，仅19.2%的受访者表示屏幕使用时间因禁令而减少。

中国球迷数十年来一直把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称为“潘帕斯雄鹰”。这是阿根廷队在中国的专属绰号，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球迷这么称呼。阿根廷人自己也很纳闷，他们知道阿根廷队在中国被这么称呼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评论“怎么能是鹰呢，阿根廷并没有鹰”“鹰是美国的”。

全球首个社交媒体未成年人禁令实施已超过半年，作为先行者，澳大利亚交出的答卷并不乐观：大量青少年仍能绕过禁令使用社媒，相关平台“敷衍式合规”，监管部门也暂未开出一张罚单。而AI的狂飙突进更让年龄验证体系遭遇更强的挑战——生成式AI正从底层瓦解禁令赖以成立的技术前提。 监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真正的风险反而被遮蔽——孩子没有更安全，反而让家长降低了警惕性。但比禁令效果不佳更值得关注的是，问题本质可能不在“孩子太小不适合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和成瘾性产品设计。如果监管始终停留在“限制接入”而非“重塑平台责任”，禁令再多，也只是把风险从明处推到暗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该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2581件，年收案量从2021年的50件增长至2025年的997件， 年均增幅达111.3%。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碧：从现实来看，用“一刀切”的社交媒体禁令割裂孩子与互联网的深度绑定，“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