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存存开设的硕士课程“性别、性爱与传统中国通俗文学”上，学生的表现让她觉得“他们如此坦率，而且完全能够正视社会生活和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和性爱的问题。” 在吴存存看来，性别与性爱问题是研究和理解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关键点。她也关注性别、性爱问题中的社会阶层因素，指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士大夫所写的情爱故事之外，还应该重视对传统社会中平民所创作和阅读的俗文学中的性别和性爱观念的研究。“今天读历史，不仅要听到那些唱得响亮的高音和中音，更重要的是辨别出那些不够清楚或响亮的背景音乐，去理解这些模糊的背景音乐的内涵。”

我觉得就是这个县城它本身就是像我想它是一个小的城市，所以它有一种舒适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大多数的人还是有他的特权在县城里面。然后甚至他的这种特权，这种舒适感可能会比在城市里面的人的这种舒适感还要高，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这种社会网络。 但与此同时在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有他多多少少的这种存在主义的危机。这些人已经从他们的土地上，跟他们的土地割裂了，就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前现代的状态。（但）它又不是这样子一个过程，他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土壤上面，这个在街道上面。我觉得这种暧昧性，就是可能大家在一个中间地带，它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样一个地方。 因为确实他在这种很纠结在一起的，很错杂在一起的人际关系里面。但是它们这种挤在一起又是不相容的。就是看似亲热亲密，但是它其实又是不可相容、不可相知，甚至是不可交流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一旦有一个爆发，它就是一大片的这种，就是大家都会被影响、被损伤，被陷入这种绝境里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物、社会阶层，然后生活的状态以及每个人的心里的那种忧危和它的不同的这种存在主义的这种危机和这种挣扎。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调研里，关于母亲教育的数据都是欠缺的。即使是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内的机构，它们的代际流动指标中也没有囊括母亲的教育，更多关注的是父亲的教育。” “消费文化给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都注入了育儿焦虑。把底层社会的家长也‘卷’了进来，在孩子身上投入类似的消费，因为如果不参与到这样的消费文化里，他们可能就‘落伍了’。” “我是小孩的时候，几乎没听说过哪个朋友的父母会在睡前给他们讲故事，但等我们这一代人变成了父母，很多已成为妈妈的朋友都要给孩子睡前讲故事，好像如果不这么做，自己就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从统计学角度出发，大部分刑事犯罪被告都属于社会阶层较低、教育水平欠缺的群体，这些被告很容易被误导或者无法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在证据欠缺的情况下，把原本案情较轻的参入，甚至无辜的自己，陷入错误的境地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日《南方周末》）

日本开启了教育改革之路，“宽松教育”成为主导日本基础教育的战略方针。1980年第一次教育改革后，中小学的课本开始迅速变薄。 “宽松教育的两大支柱，教育的多样性和自我责任，已经拉大了阶层的差距。”

文人喜欢《世说》是必然的。唐宋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魏晋那样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也就是说，《世说》里的文化资源，和后世文人是共享的；《世说》里的名士特有的社会保障，是后世文人没有的；而《世说》名士不必介怀的体制约束，却是后世文人所必须忍受的。读《世说》，不生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才怪呢。

城市“剩女”可不是进城的农村女性转化来的，而是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三高人群”中。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导致了农村剩男的现象，而社会阶层分化情况下的婚姻观念导致了城市剩女的现象。虽然都是“剩”，却是两个迥然不同、没有交集的群体，谁也不能“牵头组织”把他们强凑在一起。

富裕家庭已经有了这样巨大的“领跑优势”，这些富翁家长还要用贿赂舞弊攫取规则之外的非分之利，实在让人无法同情！名校的入学机会涉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进而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如果这些贪婪之辈的舞弊得逞，那就意味着夺走了另一个孩子的未来，甚至使一个贫寒家庭十多年教育投资的不懈努力化为泡影，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体育具有连接各社会阶层的能力，也是窥探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窗口。印尼人多以“腼腆”的性格示人，亚运会带来的开放与自信也改变着整个国家民众的群体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