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伦理审查的人工智能可能不会更聪明，但会更被用户信赖；可能不会更便利，但更能尊重用户的权利，守住国家与社会的秩序。

如果只是默默干活、不主动邀功、不争取绩效 / 加薪；只懂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工作，不会做PPT或不擅长通过汇报演讲来包装成果；思想天马行空不好管，不擅长察言观色，抵触精细化管理和服从文化；容易自我内耗，骨子里不认同优绩主义秩序——而你正好又在一家典型的互联网大厂里，那你就是一本被裁员的教科书。

在西湖大学项目初期，建筑师孙伟“浪漫校园”式的第一版设计被施一公否定：“你知道办大学干什么用吗？你懂不懂什么叫学科交叉？你的形式我很喜欢，但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要办这所学校？” 西湖大学项目让孙伟“觉醒”。后来他成立的建筑事务所在几年内拿下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设计顾问、小米汽车超级工厂、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小鹏汽车新总部、无锡美芝双高端总部、塔斯汀总部园区等项目。他把自己的理念总结为“知识建筑”：建筑设计是一种复杂知识的秩序整理形式，好的设计能反映真实世界的变化。

“破坏实验”是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提出并实践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微小的破坏，违反某种社会规范，来观察人们的反应，并进一步分析背后的社会建构和秩序规律。 新冠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身在纽约的李明洁感到极化和裂隙在不断加剧，眼前是一场巨大的“破坏实验”。她花了很多时间做田野调查、写日记，寻找社会撕裂之后弥合的可能。

评选靠“氪金”，花钱就能买，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令称号本身通胀贬值。近年来外界逐渐对“大师”脱敏，这个头衔也有如“卧龙凤雏”一样沦为贬义的趋势。

打造好的营商环境，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且是基于长期主义的久久为功。政府在其中的角色还是应当依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多做公共服务，少搞发号施令，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市场主体，谨守权力运行的边界，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公平的秩序，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安心经营，营造可长可久的优质营商环境，为经济注入持续活力。

在一个不断要求表达速度更快、声音更响、观点更鲜明的时代，陈鲁豫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更慢、更深沉、更克制。三十余年里，她把时间交给谈话，把舞台让给他人，把锋芒藏进理解。不靠持续输出获得注意力，而靠建立秩序赢得信任。她验证了，有力量的表达，不必喧哗，也不必讨好，它可以是安静的、持久的，带着专业主义的尊严。

作为社会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注基层治理研究。他担当“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通过大量调研、著作、论文、时评，观察基层秩序及其变迁轨迹，呈现基层问题的复杂性，对基层改革提出独到的见解。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