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电影节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共识：入围（相当程度上）靠实力，获奖（大多数情况下）看运气。 国际电影节上影片的获奖与否其实有着极大的偶然性，一些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因素会对评奖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评价“程序外辩护”，既要直面刑事司法的难点与痛点，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并予以区别对待，尤其要避免陷入机械主义的窠臼，以至于忽略大众源自“朴素正义观”的诉求。 “程序外辩护”也有其限度和边界，如不得捏造证据、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对案件事实进行歪曲等等。

要想真正维护外卖快递行业的交通安全、保障各方利益，权责相符好过权责失衡，正向激励好过以罚代管。公权力若想约束骑手遵守交规，增进公共交通安全利益，还应评估“交通安全码”的适法性，谨慎评估类似的准从业禁止制度是否合理。

哈佛大学校长加伯在公开信中提到，哈佛“不会牺牲其独立性，不会放弃宪法赋予的权利”。 当特朗普政府从最初的削减经费演变成撤销国际学生认证（SEVP）时，它显然动摇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原则：正当程序（due process），而且正在突破学术自由与行政权力边界。 “这是一场涉及行政边界、程序正义和司法独立的深层对决。”“一个公平、自由的学术环境，不该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2021年（武汉）市政府推进民生实事“推进残疾人市内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轮渡全覆盖”，9月28日首发残疾人免费乘车卡（即残免卡）。武汉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推行的优惠政策对象相比之前的残疾人乘车卡有所扩大，在原有残疾人群实施免费乘坐市域内公共交通基础上，扩大到所有持证残疾人，即具有本市户籍的持有效期内证件的各类残疾人，以及非武汉市户籍的持有效期内证件和本市颁发居住证的残疾人。

这则新闻既是一个检视高校聘任制度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契机，也足以让外界反思“学术近亲繁殖”的可能危害。

从既有的司法实践看，“直接利害关系”通常指向的是特定个人，但也有指向非特定个人的情况。在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中，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将河南籍公民事实上全部纳入“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 在立案受理阶段，法院应当尽可能避免“未审先判”式的实体性审查；在保障当事人的诉权的前提下作出的实体性裁判，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洪律师的自曝文提到的敏感事项，不可以轻心掉之。“律师从业期间与法官不正当交往，存在利益输送”涉嫌司法腐败，“打听秘密，请托说情”更是对程序正义的莫大伤害，恐怕早就侵害了其他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危害司法公正，损害法院的公信力；“借夫资源入读中科大MBA科创班”则有学术腐败的嫌疑，不得不令人审视其学位的成色。这些自曝涉嫌腐败的内容，有司应该进行调查，有问题不回避，没有问题也可以还当事人清白，以释众疑，以维护重大的公共利益。

此次修法对相关程序作了重新配置，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为法院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目前的修正草案还没有触及“调解前置”问题，由于“调解前置”的情况比较复杂，以后可以区别情况，通过单行法来解决。 即使因简化程序而带来司法不公的可能性，也可以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弘扬职业道德、严格程序操作、加强程序监督等方式降到最低程度。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4日《南方周末》）

一般而言，律师替当事人辩护，是为了取得报酬。某些律师宣称自己是为了“维护正义”，作为自我标榜或自我期许都可以，不过，在合法的范围内，额外关注程序事项，力图对法条做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为当事人争取优势与利益，这才是律师工作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