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擅长考察导演的思绪，却很少留意编剧的忧愁，辨析他的内部世界和影片之文化品格的关系，似乎这一切不值得考证似的。 李天济和费穆仅在1948年见过三面，是谦谦君子的相交，李在1980年代回忆往事时更多的是感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李天济回忆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一种不甘，一种属于编剧的不甘——虽然费穆没有那样署名，但研究者、写史者或者那些赋权者内心有一个A Film by的概念，为了言说和造神的方便，将青眼仅投向导演一人。

“可以没有灵感，也可以没那么多有光彩的台词，但是肯定能搞一个合格的剧本出来，找到自己想说的主题，也有悬念和惊喜”

“相比起写推理小说，推理综艺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系统性工程，编剧团队、导演、布景、演员、摄影、灯光、道具、音效等等，各个环节必须都配合得很好，节目效果才能最终呈现出来。”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26年1月，原创话剧《三妇志异》在上海上剧场上演。白蛇、王宝钏、木兰、女儿国等经典形象，在三位编剧温方伊、陈思安、朱虹璇的拆解、改编下，有了新版本。

“忠贞取决于版本，英雄是谁在加工？”三位女编剧重写经典，解构贤妻、烈女、英雄的单一框架。 既然故事有无数种讲法，那么事情有没有另一种做法？

“有名有姓出现在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其实都不无辜。” “在五代那样一个跌破底线，人吃人的社会里，是非对错，半点都容不得模糊。你模糊一点，社会就会滚落坠向一个无尽的深渊。”

署名权纠纷折射出剧集行业长期以来的剧作生态，以及编剧地位的弱势与边缘。 更大的问题在于，当编剧被侵权后，行业内并没有各方都认同的应对机制和文本性规约，而各类编剧协会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在影视行业，如果没有成熟的制度为项目兜底，未来这样的风波恐怕还会在不同的制作公司与作者之间上演。 在任何一个高速运转的行业当中，都有大量参与基础工作却没有明确身份和劳动记录的基础工作人员，这些人是项目成功的基石，却最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