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孩Mei在实验性基因治疗后去世，这种由研究者发起、让罕见病患者自费参与实验性治疗的路径所引发的话题，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个悲剧的背后，是全国约2000万罕见病患者无处求医的集体困境：国内仅207种罕见病被纳入官方目录，绝大多数病种无上市特效药，康复治疗耗资百万却收效甚微，实验性治疗成为许多患者家庭眼中唯一能彻底改写命运的救命稻草。 对于不少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实验性治疗无异于一场生死赌局，但有时候又不得不赌——哪怕病不致命，也可能让人生不如死。6岁女孩的不幸逝世和新规的落地带来了相应的监管收紧，如何实现医学科研探索与安全合规的平衡，正在成为罕见病群体进行实验性治疗的一项新课题。

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以中国法制史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红楼梦》中女性群像的悲剧意义。她将清代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生命和意志的系统性漠视，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命运相互对照，指出《红楼梦》除了家族兴衰、才子佳人的主题之外，实则是一部深刻书写女性群体命运的时代之书，通过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贾迎春等人物，揭示了清代女性以死求公道的结构性困境。柯岚认为，曹雪芹以文学之力记录并尊重这些被历史湮没的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文本之一。

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最终，林雪虹发现，她选择写作，就像一个命运的回旋镖，越反对母亲，越像母亲。 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面临着读者群体狭小的限制，而在中国，作为“外籍作家”，又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学坐标，她称之为“自我放逐”。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的“事实孤儿”人数高达36.5万。比起父母双亡的孤儿，这个群体的处境往往被遮蔽了。 导演殷若昕很早就关注“流浪兄弟”的故事，也非常想知道他们后续的命运如何。

武汉大学副教授夏柱智课题组的调研显示，农村青少年群体是手机成瘾问题的重灾区，尤其对留守儿童而言，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地步。 《南方人物周刊》与广东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调研数据显示，城市家长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控更严格，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更轻。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狭窄通道上，短视频、手游为留守儿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同时也让现实里的道路变得更黯淡。一位从业43年的乡村教师感叹，“手机毁了一代农村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也困惑，手机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智能产品之一，对封闭的缺乏引导的乡村孩子而言，究竟该如何与之相处？

印加人将“奇普”发展到极为复杂：上千条五颜六色的绳子，每根绳都在不同位置打了许多绳结，通过绳子的长短、颜色、绳结位置、不同绳结类型，组成复杂表述系统，不但能记录物品、数字，还能表达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大致具备了大型社会的基层物质信息之简单沟通功能。 但这种超复杂的“奇普”系统之致命缺陷，是只具备简单记录功能，无法发展出文字系统所承载的复杂抽象思维。印加人用数千年时间，把功能单一、效率低下的“结绳记事”发展到极端复杂，堵死了用图像、图形、编码进行表述尝试的可能性，没有文字导致印加人在高级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几乎一片空白，最终封死了“科技树”。

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社会环境中，仅仅通过个体的努力来改变贫困的命运会越来越难，因此我们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增加供给，比如为贫困群体提供“两不愁三保障”，帮助他们补上福利的缺口，这就是脱贫攻坚的意义。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0日《南方周末》）

她写过一点回忆赵丹的零碎短文，基调依然是光明的，譬如《快乐的阿丹》，她也写过各行各业的许多“先进”和“典型”，甚至拼上性命去认识、了解那些她完全陌生的人的事业和生活。 但是，令后辈写作者们最困惑不解的是，她似乎完全避开了她最熟悉的、和她血肉相连的一个群体——她和赵丹、周璇、王丹凤那一代电影人的命运与悲欢离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从业六年，社会工作者张潇还是很难形容露宿者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但接触之后，露宿者的形象就从群体变成了一个个在时代潮流中命运迥异的个体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