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老年贫困率为38%—4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长期居首，远高于平均水平，许多66岁以上老人仍在工作，主要原因是“贴补生活费”，而非出于兴趣或健康状况。工作包括发传单、捡废纸、卖小吃、保安、清洁、街头摆摊、快递分拣等，韩国约4.2万老人日均5.4小时捡废纸，84%因经济原因。

如果人员聘用实行市场化，医院可以在“老人”和新人中择优聘用。但在体制内，一旦获得医院编制，是很难被辞退的。除非有人退休，否则医院没有编制招聘新人。 高等教育膨胀难免导致学历通胀，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甚至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也不再稀缺，高学历者就业“下沉”将越来越普遍。现在是博士争抢有编制的体制内工作，将来，博士送外卖可能也不稀奇。

建筑工地是超龄老人工作的高危区域，由此引发的安全风险让政府、企业、工人各方都心存顾虑。企业担心高昂的事故赔偿，政府担忧老人安全，这让各地的“清退令”显得顺理成章。不过，旨在解决安全问题的“清退令”又引发了新的问题：超龄老人仍然有就业需求，企业也有用工自由，一纸清退令无疑剥夺了劳资双方的合约自由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老龄化或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降低，或许是应对人类科技发展、医疗技术发展的自然调节。” “眼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先要让年轻人有钱，当子孙有钱了，老人们自然就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 “在日本，鼓励年轻人就业与老年人再就业并不矛盾，两个群体能胜任的工作性质有差异。”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20.18%，而65岁及以上则占14.24%，这是近5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预计2035年北京将进入重度老龄化。 老年人中女多男少，而且随着年龄上升，这个趋势会愈加明显。目前我们的老龄公共政策还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应该在老龄化的过程中考虑到女性，尤其是经济和健康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 目前北京的养老院一半以上都是在五环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六环以外。但事实上大多数老人都希望和子女住得近一些，结果导致五环外的养老院空置率高。 老龄人再就业需要有新的设计。对于不同的行业和职业来说，情况也不一样。像制造业、煤炭业，一味强调老年人参与或许会有负面作用。

我们对老人的关怀越精准精细，老有所养的内涵才更具体更充实，为年轻人开发的就业岗位才更多，社会文明的程度也才会由此体现得更高。

“企业都在质疑老人能办好事情吗？社会普遍对老年人持有偏见，能够帮助高龄老人就业的公司，只有那些不合法的传销公司。” 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越来越默认“低生育率与高老龄化”的存在，开始尝试延长退休年龄、改变居住福利模式、扩大“老人经济”(silver economy)等更趋于保守且现实的政策。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