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足印、作案工具尖刀都不能确认与于新建关联，且于新建有罪供述不稳定，认定他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足。 出狱后，于新建应聘过两家快递公司，都过了试用期，但办理正式入职手续时，因有案底被劝退。

一审和二审中被告人死亡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应判决被告人无罪。如果查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主动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多出于纠正错案的目的，审理后宣告原案被告人无罪。 “真凶再现”型的错案平反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与刑诉法297条缺席审理程序有很大不同。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复查。 历经两次一审、一次二审，法院均认定于建成有罪，判处其死缓。但被害人的尸体与作案工具从未出现，警方的解释是“被洪水带走了”。 那几年，他在报纸上看到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案件的报道，开始明白，现实中得以翻案的冤案，大多依靠“真凶现身”或“亡者归来”。

她和以前一样，还是喜欢看法治新闻，只是心态不太一样了：以前总想看看有没有出台什么法律或者政策，能帮助聂树斌的案子平反；现在，更多只是单纯地打发时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2月28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惑）

张军实际在狱中待了三年零五个月，此次改判有期徒刑两年。但专家、律师都认为，他无法为额外的一年多服刑期申请国家赔偿。 审判长是山西省高院副院长管应时，他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第二巡回法庭任职，也是聂树斌案、张文中案等“大案”的主审法官。判决之前，张军与管应时多次交流。

张军和同为律师的妻子接受村委会委托，与乡政府对簿公堂。后被以受贿罪、诈骗罪、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21年1月，山西省高院认为“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决定对该案进行提审。 山西省检察院检察官此次仍坚持对张军做有罪指控，只不过认为不是主犯，而是起帮助作用的从犯，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聂树斌案的平反用了22年，呼格案用了18年，佘祥林案时间短一点，11年，那是因为有“亡者归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同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呢？ 张玉环案得到纠正，这26年中，司法系统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在推动？他们是谁？面临哪些压力？怎么纠正的？ 司法权与司法机关内部行政权的矛盾，其实是司法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是冤假错案“隔代纠正”现象不能根除的真正障碍。

案件再审时的主审法官、时任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胡云腾曾撰文说，该案的审理，创下了最高院指定异地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