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部门与相关医学院校有必要检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涉及教育公平、职业伦理与医疗安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制度修补与完善工作，回应公众的疑问。4+4项目应该更加规范透明，或许可以由有更高公信力的第三方进行笔试，提高考试录取的公信力。

两起事件的真相仍然有待调查与公布，关键在于强制送诊、强制住院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是否符合专业标准。相关部门应及时调查并向社会大众公布真相。而在呼吁恪守职业伦理与法定程序之外，公检法机关还应对查实的“被精神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予以严惩，如此方可以法律的威慑力来压住人性之恶，保障正常人与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实习教师，可能出于感情或义气而把第三方的调查问卷让学生填写，那首先是滥用临时性的教师权力损害学生与家长权益的问题，突破了职业伦理的边界；其次也会有同样违反科研伦理的问题。至于调查问题中的问题诸如最底层“工作最不体面”充斥了对低收入者的蔑视，反而是最小的问题了。

教育的本质是服务业，家长缴纳学费，学校教育学生，并定期汇报，这是委托和交付合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样的职业伦理应受尊重。 美国学校的寄送内容有学习报告、生活报告，综合评价。报告多以纸质书信寄出，还会有老师或校长签名，显得严肃庄重。报告的邮费多是家长缴付，经常寄丢（有些是被学生截和），这算是缺点吧。中国高校的短信推送略显潦草敷衍，也算有方便的优点吧。

对标金融强国目标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使命，我国金融学科教育仍存在重知识、轻文化；重理论、轻实践；重技能、轻规则等一系列与当前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匹配的短板。 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入职、人才认证考评体系对于金融伦理的考核内容分值权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金融机构鲜有专门金融伦理相关“把关人”岗位设置。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华尔街发生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后，西方国家即开始关注与重视金融企业伦理。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管理学院）在企业伦理学领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手段对从业人员的金融伦理认知实时纳入职业注册考评。

对绝大多数律师而言，本人受当事人雇佣，为当事人辩护、争取最大利益，就是律师的工作范围与职业伦理。如果公众把律师这门职业往其它方向上拔高、打光，无疑会形成错误的认知，从而内心对律师有超出工作范围与职业伦理的道德要求。故而，还是应该让公众对律师职业内容有正确认知，这样就会破除很多人对律师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要求，也有助于降低律师面临的职业风险。

如果来访者是自愿的，在其他行业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它就是伦理问题。因为你可能利用了来访者对心理咨询职业的信任。 来访者感到自己爱上咨询师并不是错，但可能是错觉。咨询师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作为咨询中重要的临床议题进行专业的工作。 最简单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建立执照制度。拿到执照才能够做心理咨询师，然后接受国家和行业协会的监管。

精神病院是营利机构，甚至有精神病院拟上市引发热议的。在营利心的驱使下，它有动机放松收治的标准，以收治更多的病人，从每个病人身上赚取更高的客单价，所以也有能上就上、能上多上治疗手段的动机。当家属拿出所谓患者的诊断报告甚至只是一些可怕的描述+愿意花钱，医院能按捺住营利冲动，恪守职业伦理吗？ 要解决把人胡乱收治入精神病院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每查实一起这样的案子，送入方与接收方都应该以非法拘禁罪与故意伤害罪等入刑。不如此，按不住人性之恶。

上海市律协医疗卫生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草案没有解决执业医师法与刑法难以衔接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医师职业道德”与“医学伦理”属于道德范畴，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以违反职业道德与医学伦理为由惩罚医生，就变成道德审判，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有一些职业，从业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与相对人的地位并不平等，比如警察与违法犯罪的嫌疑人，比如医生和病人，比如老师和学生。这些职业关系中的双方互动应受到更严格的职业伦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