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她认为，规定虽明确了法院有“认为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的自由裁量权。但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判断差异，造成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的结果，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

现行《精神卫生法》是有一些bug可以卡的。除了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自由裁量权”很大之外，家庭成员也可以利用医生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合法地对别的家庭成员施行人身控制，令其“被精神病”，从而达到支配后者的人身与财产等恶意目的。

现在AI技术一日千里，人工智能或正在迈入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门槛，用AI技术辅助企业决策、审批甚至法官判案，或是大势所趋，有助于做出一致性、高质量的判断，同时抹除个人自由裁量的空间进而消除设租寻租的空间。通过AI技术与算法来反腐、来约束权力，前景广阔，对企业内部的权力来说，对政府公权力来说，都是如此。

夫妻共同财产平分或利女分配，本已承认与补偿了女方对家庭的贡献，包括家务。家务劳动补偿逻辑上是二次补偿。实质上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由头，给经济弱势方多分钱，由此创造了“全职主妇/主夫比在外工作挣钱者对家庭贡献更大”的逻辑。同不同意，大家可见仁见智。但已然损及了夫妻共同财产的逻辑基础：双方算细账、逐项定价的前提是夫妻财产分立、各归各。

有法谚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当然，这里的“人情”，并不是托关系走后门的徇私情，而是指发于人性的人类共同道德感情及民情秩序，本质上是自然法与习惯法。法律的制定、执行，都应该依托于人情、天理，而不应脱离于此，更不能相悖于此。不少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公众极大的反对声音，就是因为机械执行法律条文，或滥用自由裁量权，而有悖天理人情。

随着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到外地自驾游也越来越普遍。交通执法的目的，是维护交通安全，而不能成为一些部门敛财的手段。此前出现的执法争议，有些是因为交警对法规的理解不同，有些则有“创收执法”的嫌疑。要减少争议，需要对违法情形进行更加明确的定义，减少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在核心小家庭、各方权利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当婚姻双方都要明算账的时候，法律与司法就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地给各方算清账、算好账，而不是和稀泥或玩“双标”。

她的丈夫也是法官，曾任湖南省高院民二庭庭长。在法院认定的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的48起事实中，有13名湖南、北京的律师向她行贿，还有一笔行贿是以律所的名义。 法院认定，詹支粮个人及家庭现有财产和支出共计折合人民币5088.6185万元、美元2.162万元。因此，詹支粮也被称为“湖南版张家慧”。 曾与詹支粮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干部回忆，詹支粮对民事案件有自己的理解，“她说，民事案件就是纠纷，原告、上诉人都认为自己有理。有理没理、有多大的理，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反正法官怎么裁量都有理。”

学术权威的自由裁量里面，有人脉、近亲繁殖等私利目的，也有纯粹的“好印象”。好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尽量减少这些影响，减少这种社交媒体互动的影响，减少个人公关行为的影响。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