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还要求，被约谈人员不能找人代替，如因故不能参会，将另定时间约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行政约谈作为非处分性的监督手段，其必要性在于填补“刚性问责”与“日常监督”间的治理空白，通过预防干预、声誉压力与心理震慑实现低成本纠错。

过去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通报落马的中管干部58人，其中正部级官员 9 人，超过了2023年和2022年落马正部级官员的总和。 2024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59.6万个。 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施策，分类处理。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死债不赖”“父债子偿”这样的传统偿债文化影响很大，文化观念还需要转变，从行政管理上要将破产企业和正常企业同等对待。 数字化本身不是目的，用好司法大数据这座“富矿”作为提升司法质效、加强司法监督、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才是关键。

此次骗保主要手段包括串换和以次充好。串换即使用不能被医保报销的昂贵进口耗材，但记录为医保报销名录内的国产耗材，以次充好是用廉价耗材替换昂贵耗材，“两种手法都不算新颖”。 举报者之一为骨科耗材的供应商，亦有同济医院内部医护向上实名举报骨科的骗保行为。“之所以会如此严查、曝光，是因为举报者不依不饶，表示如果不给出结果，就要向更上层反映。” 基层医保机构监管大“三甲”医院时往往力有不逮。这既因为行政级别差异，也出于稳定地方医疗秩序和财政收入的必要。此次同济医院被通报，打破了部分医疗行业业内人士“刑不上大夫”的猜想。

3类药品可以走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这一通道：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尚无有效治疗或预防手段的药品；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 “在真正接触病人的医疗机构，包括临床科室的医生、院领导及行政人员，他们有没有动力推动临时进口药物的真正落地？”北京市某三甲医院的临床外科医生陈彤希望征求意见稿能进一步简化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阻力。 “这不是一个为了利益铤而走险的毒贩如何贩毒的故事，而是一个病患儿童的父亲，为了救女儿以及更多的跟他女儿一样的癫痫患儿，而建立微信群、服务病患家属、进行病友间的自救与互助的故事。”

据媒体统计，每年有三万多名外地的陶艺师来到景德镇，被称为“景漂”，其中超过五千名是来自国外的“洋景漂”。 “景德镇更习惯手工业传统，很难通过行政手段改变，它像蚯蚓一样，斩断一节，马上接上一节。有北京朋友问我景德镇房价多少钱，很多人在景德镇用不着买房，所有做陶瓷的工匠，包括这些陶艺家，他的房子要有好山好水，要有作坊、茶室、展厅，漫山遍野都是好地方，所以市区很少有人住。”

各地红头文件对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的户籍要求，很可能本质上无关交通安全，而是以政府行政手段行使的就业歧视。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言，这不符合中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依法纠正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现象，保障城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的要求。

如果按照新规的定义，诸如康美药业、瑞幸咖啡等财务造假企业，均不在“被退市”范围内，“严重造假应该有个标准，但不应该这么低”。 “监管者的精力应始终放在落实注册制背后信息披露，而不是拿退市比例当成一项考核指标。” 在美国，财务舞弊等违规、违法行为大多通过集体诉讼、行政法规、刑法等手段解决。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放宽限购的步子仍迈得不大：指标增加不多，拉动消费的效果有限。中国乘用车年销量多年稳定在2000万辆以上，而目前各地新增指标合计只有十多万辆，不到1%，显得杯水车薪。 政府在出手相助时，一定要避免“搭救了落后产能”。如果国Ⅵ延缓执行政策出台，就一定要明确该政策是为了帮助经销商销售库存国Ⅴ车，不能让企业“钻空子”继续生产国Ⅴ车型。 对政府来说，限购是最易见效，也最容易让老百姓看见的交通管控手段，因而可能对限购产生依赖，忽视了其他一些复杂而根本性的手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及警队对暴力行为零容忍，有责任检视所有现行法律，用法治手段止暴制乱，早日恢复社会秩序。对此，香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均表示，支持特区政府采用更多法律手段制止暴力，恢复社会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