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直言，“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精神病”乃至“疯癫”是一种“建构”，这是历史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如果在现实中“精神病”也成了一种因利益驱动而建构的“生意”，这无异于以“疯癫”的名义嘲讽了文明。

对于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司法鉴定结果，公诉方、被告人的辩护人及专家证人都表示认可，被害方代理人表示反对。被告人自称没有精神病，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合议庭决定延期审理。 贾西津强调，法律豁免的是发病状态下的行为，而不是精神病人的身份。陈碧介绍，精神病患的言行不受理性意志支配，不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抓、被判、被杀，刑罚的威慑力无法发挥作用。

两起事件的真相仍然有待调查与公布，关键在于强制送诊、强制住院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是否符合专业标准。相关部门应及时调查并向社会大众公布真相。而在呼吁恪守职业伦理与法定程序之外，公检法机关还应对查实的“被精神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予以严惩，如此方可以法律的威慑力来压住人性之恶，保障正常人与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第三次将唐阳送进医院，父亲唐叙谨选择了欺骗。“他这个人好吃，说去参加婚宴，他也就同意了。” 精神卫生法出台 12年了，“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当事人徐为也出院8年，但时至今日，精神病人出院并没有像法条规定的那样顺利。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因为一次装病“骗药”，山东淄博一名大学生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2021年，服药三年后才确诊精神病的莫楠（化名），被父母送到淄博精神卫生中心强制住院。两年后，为了证明自己没病，莫楠陪同父母前往山东精神卫生中心“体验”，结果父母也双双确诊精神病。 精神病诊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与模糊性，可能装精神病，也可能“被精神病”。莫楠状告医院在住院期间未对他修正诊断。专家鉴定则认为，医方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最新的诊断不能抵消八年的“病史”，莫楠仍在收集自己“没病”的证明。

现行《精神卫生法》是有一些bug可以卡的。除了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自由裁量权”很大之外，家庭成员也可以利用医生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合法地对别的家庭成员施行人身控制，令其“被精神病”，从而达到支配后者的人身与财产等恶意目的。

有些精神病“犯人”，经医疗机构诊断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标准，但或因家属不愿接收，或因法院不批准，无法重返社会。

最高检近日出台《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规范检察机关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要求坚决防止和纠正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和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强制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