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给自己定下过一项原则：“真话不一定多说，要看时间地点和效果，但绝不说假话。” “我认为自由和平等在李先生（身上）是深入骨髓了，比如说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因为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就不平等。”

2020年9月20日晚10点，法语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在医院去世，享年81岁。他“凭一己之力，把半个法兰西文学搬到了中国”，并将“文学即人学”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无论在翻译、研究还是为人上，郑克鲁都坚持说真话。他的离去，可用其译介的法国诗人高乃依《墓志铭》中的一句来形容：“纯洁的身躯、纯洁的灰躺在此，但心灵的热情长存于四面八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追求“真善美”，难吗？“说真话、做真事”总会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当然难了。

一个好的社会，并非没有坏人的嚣张，而是有更多好人愿意说出真话。

敢于直言，坚持说真话，是成思危留给同事、朋友、学生与民众的基本印象。

何永沂在《后点灯集》（花城出版社，2014）中戏改名言：“一个人说点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说假话，不说真话。”耐人寻味。

“你懂的”为什么如此广泛运用？在公共生活中，既然是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为什么不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当今社会文化心理中的犬儒主义，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和讨厌起说真话的人。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希望孟学农做个“破愚暗以明斯道”的燃灯者，以现身说法去激励更多孩子求真知、说真话、做真人。

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写入宪法的大国，显然难以实行古希腊城邦与卢梭主张过的直接民主，代表制是必然选择。而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代表制的缺陷：用一套基于法治的自主选举和罢免制度，来“弥合名义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沟壑”。

常有人认为“说了白说”就不说了，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现实也可能是“说了不白说”。再说了，大领导照样得做类似“白说也要说，直到不白说”的工作，区区不才又何必患得患失？也只有大家都站出来说真话、谋实事，整个社会环境才会尽快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