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付卫东：调研发现目前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素质类比例不高，以学科学习活动居多。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君：课后服务应定位为“儿童自我发展时段”，“不是上课的延续，而是孩子自主发展的阵地”。

吕玉刚透露，教育部和中央编办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文件。要依照国家中小学编制标准，以县为单位，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老师，由更多老师来分担课后服务工作。 教育部对校外教育开展了暗访巡查，对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调研指导，暗访学校89所、培训机构938家，访谈学生800余人、家长1600余人。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30日《南方周末》）

和儿子商量之后，温雅报了一门做实验的素质拓展课程。然而报名火爆，一直等到午夜12点半才报名成功。“抢课就好像‘双十一’抢购一样。” 广州市对暑期托管模式的探索，很大层面上得益于成熟的“430课后服务”。2018年，为解决4:30放学后的顾娃难题，广东全省逐步开展课后服务，学校引入第三方机构。 天河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建辉认为，暑期托管的定位是“为存在带孩子困难的双职工家庭托底”。但她强调，对于孩子的培养，学校不能承担无限责任。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1日《南方周末》）

课后服务期间，多数学校严禁教授文化课程，防止变相补课，“‘减负’之下，再开文化课是不可能的。” 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老师奉献，还是政府兜底，都难以满足对课后服务的更高需求。 有教育行政部门人士担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收取任何费用都会引起家长的反感，但也有教育界人士认为，自愿为前提，学校、家长双向选择，付出一定经费购买服务才是可持续的。

更多试点还是以“弹性放学”为主，其目的主要是解决课后服务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