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意识到了自传的政治性是多么强大——自传令人不安，当你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沙发里阅读自传故事的时候，你知道书中的故事真实发生过。” “当媒体和政坛中的资产阶级人士声称工人阶级不复存在时，普通人的痛苦与愤怒日积月累，因为他们的遭遇不再被看见。如今全球各地极右翼的兴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噬——普通人被隐身太久了，他们以种族主义的语言获得存在感，而极右翼从普通人的困境中收获政治利益。”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出在“资产阶级”身上而与“民主”无关时，为什么能让无产阶级如此兴奋。

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热潮中，批梁思成应该是中共高层的集体意见，其中毛泽东的看法至关重要。在一般情况下毛对梁是看重的，给予相当的礼遇。但是一旦梁思成竭力坚持的北京城市规划与毛泽东的发展愿景相冲突，毛的恼恨与不满也是相当明显的。

我所在的青岛一中的工宣队，是盐务局派来的。因为经年劳作，他们脸上都是古铜色，一看就知道是工人阶级。不知是职业的缘故，还是占领上层建筑后的使命感，他们认定：咸的东西是无产阶级，而甜的东西必定是资产阶级，譬如糖衣炮弹，譬如甜言蜜语。

柯伟林主张，不能再囿于教科书式的简单定义，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找到‘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容易”。

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立宪派和绅商学子认为，朝廷不待人民请求，宣布仿行宪政，使国家开始由数千年沿袭的封建专制政治迈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诚为古今未有之盛举。

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很少有人要求这样的论证。

他在16岁时，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从香港投奔大陆，这一去，就是57年； “文革”中，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安排去烧锅炉，又因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偶尔放句话，沪深股指就会跳一跳； 他是成思危，刚刚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国家领导人，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袖。

他在16岁时，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从香港投奔大陆，这一去，就是57年； “文革”中，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安排去烧锅炉，又因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偶尔放句话，沪深股指就会跳一跳； 他是成思危，刚刚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国家领导人，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袖。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电子音乐”，连听都不听就必然是必须抵制、批判的“资产阶级没落、腐朽、颓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