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整体上拥抱AI技术，但因为这个行业对数据的精准度要求较高且相对专业，因此具体技术方案在落地的时候非常谨慎。 一些头部资管公司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呈现出一种积极融入的姿态。 经过AI技术形成的结果需要经过人的认可，对于投资结果，AI是无法兜底的。 服务场景或千人千面，但金融产品稳定性高。

指标评测体系包括三大维度 23项子指标。测评对象由原来的9家寿险公司扩展至20家。 测评以20家寿险公司及其相关联的16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四份报告”及20家寿险公司App产品展示实测情况为基准。 投资管理能力维度，有10家寿险公司投资收益同比下滑。银行系寿险公司群体性优势不突出。 集体发力第三方业务，这是检验保险资管全方面能力的“试金石”。

城商行整体亮眼，5个主要指标增速居首；9家股份制银行规模增速位于四类银行之末，更有6家银行资产规模第二季度环比负增长，民生银行则是唯一资产规模同比和环比均负增长的上市银行。 42家上市银行营收整体减速在延续甚至有所加剧，但已有20家银行6月末净息差季度环比回升，另有3家上市银行净息差环比持平。 42家上市银行存款同比少增约10.13万亿元，其中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少增10.21万亿元。经综合测算，上半年各大类资管产品、财富管理产品规模同比多增约8.16万亿元。

在资管新规落地前，泛资管领域中一直存在规避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因难以估值，通道类资管产品基本没有实行净值化管理。 监管机构对国信证券和银河金汇的罚单案由均显示：“公司在私募资产管理业务开展中存在资管新规整改不实的问题”。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引发私募基金业热议：阳光透明还是定向披露净值和持仓？

过去一年，广东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全国占比呈趋势性下降。广东贷款余额变化与全国同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广东金融机构新增信贷更聚焦国家战略。 存款去哪儿了？仅广东辖内一百多家法人银行销售的大资管产品规模就接近1万亿元。

“通道化”产品透过“削峰填谷”的方式“掩护”产品收益，或存在不同产品间利益输送或风险共担的情况，有违资管新规相关要求，应予以杜绝。 银行理财子公司牌照发放的节奏正在收紧。这意味着监管层正秉持对相关业务的高标准准入门槛。 从资产配置角度而言，理财产品的确定性收益与长期低波动难以兼得，但这与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固有认知及追求稳健回报的现实需求存在冲突。

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主要供应母行系统，拓展它行渠道的动力不足，对外部渠道代销需求的响应速度较慢。 理财子公司脱胎于银行资管部，老百姓对银行理财的刚兑预期根深蒂固，一时间难以逆转。资管新规后，银行理财向净值化转型，但为了规模的稳定和增长，理财子公司必须维持住“稳健”形象。 信贷文化下，投资往往是“领导负责制”，需要层层审批，流程复杂，响应速度慢。而在投资文化下，则强调“投资经理负责制”。在研究员支持下，投资经理灵活、自主、快速地决策。公司领导很少干预投资经理的具体投资决策。 对于理财子公司而言，有一个争议较大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否需要自建权益投研能力？如果理财子公司的目标是做全能型资管机构，优秀的权益投研能力不可或缺。权益投资方面则可通过委外和FOF（基金中的基金）实现，而不是亲自下场。

尽管公募基金规模首度超过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但从服务客户角度而言，银行理财优势明显。2023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310亿元，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39%。 2023年一季度，银行非货币基金代销市占率已跌至47.16%。同期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在非货币型基金中的份额扩张至34.17%。可见，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在非货币基金市场优势更甚。 资管机构过去重视“投”而忽视“顾”。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和投资者保护执行不到位。

我国影子银行产品快速发展，并且存在融资端界限模糊和投资端加杠杆的问题。随着投融资端这两个问题的发酵，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再次回归集中统一的监管模式。这是我国新金融面临的重大监管体制变化。 明确财富管理市场是柜台市场。资管产品应对特定投资者发行。如果对非特定投资者发行，应明确其公开发行证券的属性。

受限于监管对于同业存单的规模限制，想要快速吸纳存款的银行，只有寻找保险资管等机构销售大额存单。 理财子公司愿意通过保险资管的方式购买他行存款，虽然多一道手续费，但相比直接购买同业存单，最终投资收益高了不少。 “这类套着保险资管的理财产品，与其说本身有什么风险，不如说它掩盖了真正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