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震荡，正是因为它击中了多个敏感交汇点：公共空间、宗教身份、国际冲突的本地化投射，以及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移民在满足宗教与文化需求的同时，因语言、教育和就业等结构性落差出现社区间不平衡；青少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常在主流认同与家族期待之间游移，身份焦虑逐渐汇聚成一股长期积累的社会负面能量。 网络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年轻人在线接触意识形态宣导，形成虚拟社群，同时又因缺乏线下监管和心理辅导，导致极端信仰与行动在家庭和学校之外逐渐成型。这些案例的共通点在于：身份困惑、社会隔离与制度空隙相互叠加，形成了高风险行为的温床。

王培军文章的重点，可说是透过乡人或透过乡音体现出来的怀乡。我想，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透过物品体现出来的怀乡。

在摄影圈，一张罕见的鸟照就是“社交天花板”，能拍到濒危物种，你就是圈内锦鲤，能抓拍到鸟类的“表情包”，瞬间就能收割社交媒体的点赞。这种小众爱好带来的认同感，比晒美食旅行照更显“高阶玩家”身份。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我算不上本地人，但也肯定不是游客，那我又是什么呢？博物馆敞开怀抱，消解了我的身份认同难题。在广博的精神盛宴中，我的割裂感被悉数吸收，世俗的纠结被治愈，任何情绪都能释怀。

“全球文科倒闭潮”显示了泡沫的破碎，也未免不是一种转机。那些还坚持读这些专业的，就并不是为了赚钱的功利性目的而来，也不是因为受什么“身份政治”“种族/性别理论”的煽惑而来，而是着实出于真爱与研究的兴趣而来，并认同文科专业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属性”，秉承“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理念而来，这对于真正的文科研究与人文教育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许多次采访中，学者谢爱磊说他并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他认为“做题家”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也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都有各自的小家，但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我们都是“one of us”。原子化与碎片化态势日渐加剧的乡村地区，人家越来越活在“我”（I或me）的世界里，越来越远离“我们”（we或us）。这个意义上，祭拜共同的祖人，无疑会提醒每个人往后要重视“我们”。 席间的座次也有相当的讲究，年龄打散，家族分开，鼓励混龄、混家族而坐。其目的在于，全村230余人，很多人常年在外地工作或学习，很多人一年到头见面的时间也就春节期间的十天半月，很多人相互之间不认识、不熟悉，在一起混坐，一定程度增加每个人认识新人或交到新朋友的机会，这是很棒的事。

每一代不同的年轻人，可能都有他自己对于追求一种独立性跟个别的identity（身份）的认同。 老实说，比较起整个时代赐予我们家族的故事，我的才学，或者说我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及的，事实永远是最glorious、最灿烂的。

“在这个成人无法理解的世界里，迷失的孩子们紧紧抓住爱的信号，即使它们来自机器人，即使他们知道它们是人造的。” 青春期的躁动与戾气不时搅动剧场里平静的气氛。少年们用清澈的嗓音喷出大量粗俗的谩骂。性、婚恋、暴力、死亡、身份认同，围绕这些大问题的讨论，并不因主角是孩子而有所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