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国有大型银行在内的11家银行机构因“虚增存贷款”被罚，罚单同比激增。 “规模情结”与不科学的考核机制，是虚增存贷款问题久治不愈的根本动因。 “双罚制”被普遍适用于相关罚单，但对责任人员的处罚多为“警告”。在强监管导向下，个人追责可能面临升级。

在底层资产与基金本身波幅限制迥异、交易时段不一致，而法规仅要求“重大事项两日内披露”时，如何界定披露的“及时性”？是否应包含“决策过程的透明”而非仅“结果的告知”。 监管部门正推动金融信披的“标尺”跨行业统一，为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建立一套共同的信息披露“语言”。 海外监管机构在应对类似“交易价格与净值偏离”“盘中参考净值”“线上推广误导”的问题上，更强调事前标准化披露与可追责的线上传播链条。

2025年全年，非银支付行业罚单量为近五年来的最高值；罚没金额仅次于近五年内2023年的峰值水平。 单张罚金超百万元的罚单量呈爆发式增长态势，罚没金额超100万元的机构罚单量之多创近五年之最。 针对同一违规事件，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对圣亚云鼎及其股东作出处罚，开创先例。这是对资本端追责的典型体现，标志着支付监管从持牌主体向股权穿透延伸。

一种观点认为，治理开盒不能仅停留在末端追责或加重平台审查义务。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此前的司法困境是同居暴力难以适用虐待罪，受害人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追责，但故意伤害罪要求达到轻伤以上。 无论是离异同居，还是婚外非法同居，只要发生暴力行为，都可以参照适用反家暴法中的措施进行干预。 最高法明确，自残威胁也属于精神暴力。以死相逼是为了让对方内疚，以便继续控制对方。

2024年前三季度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15.9万件，其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反向衔接案件9.5万件，占比近六成。 所谓“行刑反向衔接”， 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被不起诉人需要被行政处罚的，应移送行政机关处理。 目标本为堵漏，防止“不刑不罚”。 但过度追责同样有害，陷入“没入罪必罚”的误区，催生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处罚。

朱孔军出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北大副校长任羽中主动投案。 育儿补贴新规出台，骗取、冒领将被追责。 翟某某敲诈勒索一审被判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