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博反击谣言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反击网络谣言的典范。抵制网络谣言，一方面依赖网民对谣言免疫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被造谣的一方也要迅速予以澄清，以坚决的态度、透明的信息对抗谣言，同时也要保证澄清信息获得足够的传播流量，以压制谣言的传播。

“女性的头像、照片、信息在隐秘的角落进行传播、消费，让全体女性处于极度不安全的随时被污名化的恐惧之中，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非常大。”

张恒被指控强奸未成年少女，这是刑事犯罪，警方应调查，如果属实那就法办张恒；反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确有此事，那网络小作文就是造谣诬陷。而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构成诬告陷害罪。所以这个事件中，要么有强奸罪，要么有诬告陷害罪，两者都是公诉犯罪，警方理应立案调查。

男女差异是一个实然而非应然的事实判断，不应上升到价值判断乃至反向歧视。正视乃至尊重男女天然的生理差异与角色分工，与男女权利平等并不矛盾：比如女性并不适宜急难险重的重体力活，不必承担只有男性才更合适的社会角色；女性更擅长教育、护理、语言等领域，因此也会在这些领域拥有更多的职业机会。“反串黑”“偏向性执法”“自认弱势群体呼叫特权”并非男女权利平等之道，而是固化性别对立、堵死真正权利平等的取乱之由。

7月20日，在安徽合肥，一女子订婚宴照片被人恶意谣传为会所技师上了热搜。21日，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已搜集证据报警，希望严惩造谣者。随着网络愈加发达，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杭州一女子出门取快递被偷拍造谣其出轨，一自媒体博主跟外公拍写真照确被造谣成“富豪娶少妻”。那问题来了，造谣者应承担什么责任？

“为什么造谣者盯上我啊？因为我平时太注重外表了，太容易被人看到了。现在这么丑、这么邋遢，肯定没人注意到我。”被网暴之初，谷女士会责备过去的自己。 谷女士时常收到私信：“出轨了就出轨了，你还出来蹦，恶心不恶心。”“感觉你好想出名，你在炒作你自己吗？”过度维权成了她的新标签，带来又一轮网暴。 不是每一个网暴受害者都像谷女士这样幸运：“如果说最后的公诉是中大奖的话，我就是那个买彩票的人——所以我也会鼓励其他维权的人，起码去买一张彩票吧。”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23日《南方周末》）

“传统生活空间里，对个体的诽谤没有那么大扩散力。但本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的诽谤在互联网中快速、广泛传播，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且破坏了广大公众的安全感。” “司法机关在惩治网暴时，会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对应行为的定性，侮辱就是侮辱罪，诽谤就是诽谤罪。但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会造成受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直接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 “我认为网络空间不是虚拟空间，它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生活场域。伴随着大数据、元宇宙等概念及发展趋势，网络越来越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互联网法治研究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同步。”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3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信息战”一方面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制造谣言的手段打击和操纵敌对国家公众，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防止他国收集到不利于本国的信息。 “网络信息战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当前以网络宣传为特征的新信息战，正在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中话语权的分配，甚至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本文首发于2021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如何从立法、司法等层面遏制造谣、诬陷的任性，使得人们不敢诬陷他人、诬陷他人者必受严厉惩治，甚至在社会寸步难行。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命题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9日《南方周末》）

“吴亦凡事件”给饭圈文化与粉丝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除了少数“脑残粉”还在抱团“救哥哥”，不少粉丝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星历程，主动脱离饭圈，不再追星。再加上各平台更为重视对病态追星行为的清理，娱乐圈的乱象开始有了被遏止的迹象。在此基础上，明星应该更为慎重同时也更为大胆地使用报警手段，把自身从一地鸡毛的造谣土壤中择出来，把时间与精力更多地用于专业方面，以作品而非流量说话。

网络热点此起彼伏，不会消失。而蹭热点试图浑水摸鱼的现象也不会消失。让网络少一点谣言，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谣言不仅仅会破坏受害人的名誉，也会给疫情流调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