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一审和二审中被告人死亡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应判决被告人无罪。如果查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主动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多出于纠正错案的目的，审理后宣告原案被告人无罪。 “真凶再现”型的错案平反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与刑诉法297条缺席审理程序有很大不同。

赵作海的平反有一个偶然因素——亡者归来。他的遭遇“推进了中国命案制度的改进，不再强求‘命案必破’，理论上会减少很多冤假错案”。 11年牢狱生涯切断了赵作海的社会化过程，那笔赔偿款也没给他换来安稳。他在人前活成“冤案受害者”，在人后像一个在原地转圈的老头。

遗憾的是，一些刑事案件的办理，却不仅折射出司法决策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揭示了“入罪容易出罪难”“错案易发生难纠正”等刑事司法功能的异化现象。

“日系推理在国内的阅读和销量完全是碾压级的；欧美推理要分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其他作家两类，阿加莎的销量远不是其他欧美推理小说作家能相比的……” “我本质上是不信任推理的——如果现实中破案都完全依靠逻辑推理，那么肯定会有很多的冤假错案。”

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

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2015年，最高检发布了完善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在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等情况下，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纠正冤假错案，不能止于翻案、赔偿，让案件查办审判过程中有责任的人员承担责任，才能彰显司法公平正义。

过去五年，上升的主要是罪行较轻的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比如，起诉“醉驾”150万人，上升1倍；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2018年的137人上升至2022年的13万人。

最高检对“张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误关押10年以上的22件直接督办，从严追责问责511名检察人员，其中相关检察院班子成员134人，退休人员12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