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往年的评估里，分数最高的是社会管理维度，也就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但今年，这个维度的分数提升只有0.08，可以说进步非常微弱。” 在政社共治子维度，进入百强榜的县域和百强榜以外的县域，分差较小。在陈丽君看来，这意味着中西部的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不靠政府的力量在缩小”。

2010年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结兵曾对海宁的皮革产业进行调研，企业纷纷反映，“吸引一个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都很难”，更多的毕业生选择留在了企业设有研发中心的上海或是杭州。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锋亮在分析了1997—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后发现，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还是项目数，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留住）国际化人才不仅仅是浙江省的短板，也是整个中国的短板。”陈丽君表示，从现有数据来看，中国的优势大学中有50%的人想要深造，其中70%选择出国，就回流比而言，中国只居于全球100位。

全国县区在社会管理维度得分最高（39.81），政社共治次之（36.66）。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丽君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