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旧小区改造相比，城中村改造拆除重建的比例也许会高一点。 棚改和老旧小区改造都是国有建设用地，拆除重建要政府征收国有土地后进行招拍挂。但城中村的土地多为农村集体土地，可能不由政府出资和征地，让村民和企业直接合作。 之前棚改是以货币化安置为主，容易推高房价。城中村改造应该会以房票安置为主。可能会由村民、社会资本、国央企合作，国央企将扮演主导角色。 为什么一线城市的城中村可以做租赁改造？因为城中村多为集体土地，价格大概相当于国有土地的1/4。我们在深圳城中村做租赁是给村民保底租金，相当于没有土地成本，占用资金量也小很多。

2013年我离家上大学，村子开始悄然变化，一点点褪去乡村面貌。变化主要围绕土地展开。

吉林省检察院抗诉认为，芦志钢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吉林省高院已开庭再审。 华宇集团董事长赵洪新在2011年找时任四平市委书记刘喜杰帮忙，刘随后在大项目协调会上提出加快项目拆迁进度的要求。赵洪新先后向刘喜杰行贿13万欧元。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集体土地的征收主体应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但在海丰村村民签署的征地补偿协议上，征收人都是开发商华宇集团。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6日《南方周末》）

两年来，浙江德清农地入市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入市成交的2.21亿元金额中，集体收益1.8亿元，惠及农民十余万人。

杀人案之前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矛盾主要存在于村民与村委会之间，在法律轨道之外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悲剧发生。

若欲“返璞归真”，提高耕作的协作程度，保障耕作便利是根源。我以为，首先需要适当减弱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固化，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效力。

十余张地契，详细记载了200年间，家族名下的土地从何而来，又如何变迁。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到1993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42年间，婆婆家的宅基地从六亩三分二厘五毫（约4219平方米），变成了1274.8平方米，并且失去了土地产权，只是变成了使用权。

如果容许东部地区与一线城市像南海将农村集体土地（含宅基地）入市，建立本地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就能盘活本地闲置与低效使用的存量集体建设土地。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也是行之有效的盘活存量的方法。用上述两法盘活存量，可大大弱化一线城市土地长期供应偏紧的预期。

1987年贵州湄潭县首创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继包产到户之后，在农户利用集体土地方面又划下的一道权利边界。调地不鼓励养地；田坎增加，可耕面积继续减少；谁家人口少了就吃亏；调地的执行难度大。

日前，北京市平谷区一村委会发现村里的一块土地被区政府以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形式“划给了”某公司，遂以合法权益受损起诉区政府，并在区长亲自出庭应诉下当庭获得支持，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