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跨越信息壁垒，弥合信息沟壑，考验的是考生和家长是否具备充分利用正规渠道的精力和能力。“很多信息并不神秘，也不需要花钱，我们招生老师提供的咨询服务是完全免费的。你完全可以多浏览一下官网或官方平台，多联系几个学校，多问几位招生老师，多花点时间去了解，就能避免不少弯路。” “招生可以看作是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作出人生选择，是大学阶段学会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每一个决定，无论当时多么自信坚定，又或者顾虑重重，最终都会带你走向一条独一无二的人生道路。“不管选择了哪所高校，进去了就好好干。”只要未到终点，前途依然充满可能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此前，文科综合优势好的学生在中考也能脱颖而出，但现在就不太可能了——现在更倾向于选拔理科特别好的学生。“那些数学和物理差的学生也只能硬着头皮学，因为别无选择。” 很多学生在初二下学期将地理和生物考到高分，就无需再备考小四门里的历史和化学。而不考，就意味着不学。陈志文强调，这对科技人才培养带来很大隐患，只是现在还没显现出后果。

研究生考试的应试色彩越来越重，考研辅导成了应试教育的极致案例。考研辅导，不会从培养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入手，而是单纯教学生如何应对研究生考试，考出高分。

有一个事与愿违的做法与看法，以为课程与考试难度越低，学生负担就越轻。 真实逻辑正好相反。在课程与考试难度降低之后，大量刷题变得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刷题竞赛，卷得飞起；由此导致考分不再是正态分布，高分大量、高比例地集中于头部，造成考试区分度下降，真正天赋异禀的孩子也难以被识别与筛选出来。

事先告知学生，譬如在第一次授课环节，或答疑课环节，明晰表达部分看法，譬如：其一，“求捞”信息没有多大意义，不会从根本上左右我判分；其二，详细说明平时分的主要依据，如加分原则包括主动担任小组作业presenter，上课主动发言与互动，完成具有挑战性的选做作业；其三，主观题方面，明确表达更有机会拿高分的情况（以社会学为例），如提出一个科学问题，有第一手调查资料，重视身边及“附近”的社会现象，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

体育被纳入考试项目的初衷是落实与践行“素质教育”理念，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问题是这样的激励之下，绝大部分同学都希望拿到尽量高的分数，为了尽量让体育分数接近满分或拿到高分，不少学生除了体育课堂训练外，还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在体育考试项目的培训上，各种收费价格不菲的培训班、提高班、速成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与市场上充斥的各种针对语数英等主科的课外培训项目毫无二致。

过去一年里，为了拿到更高分数，大学新生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竞争机会。陈安宁印象深刻，某次读书笔记作业，“要求三千字，有人写到两万”。 叶志明甚至想到了“打招呼”的问题。专业分流时，如果有人托关系怎么办。他干脆提请党委会，通过一项决议，谁打招呼，纪委通报公示。 日本取消通识课程的背景，也恰恰与经济复苏相关。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逐渐好转，社会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上升，且学生在入学时，就对与就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有强烈的学习需求。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28日《南方周末》）

“高中为了宣传，纷纷喊话自己的最高分，所以早期信息比较混乱，前两年甚至出现了三个学校都说自己出了状元的情况。” 清北招生组掌握全省高分学生排名往往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全省排名我自己都查不到，但他们（清北招生组）都知道”。 厦门市双十中学的老师杨安很支持“状元禁令”，她表示，如果真的能隐藏状元和升学率，那将在客观上平衡高中生源，缓解各校争夺生源的焦虑。 两天后，梁琪路过县城中学，发现自己的成绩和照片已经贴在大门口，她成为了两所中学的“优秀代表”。

北京市海淀区十一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后，学生“接管”了校园，大部分时候校长的权力被“架空”了。老师的讲桌、讲台没了；老师的传统办公室没了；多年的行政班没了；传统的运动会没了……如今十一学校的升学率和高分学生人数稳居北京市前列。

目前，香港的大学每年录取非本地学生不能超过总录取人数的１０％，我们要挑选高分多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