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通报：撤销职称 解除劳动关系

公开高校教师的学习经历，是为了促进信息公开。就此看，学校有必要明确公开到哪一步，要求教师提交、公开哪些学历信息，是从高中学历开始，还是从高等教育学历开始，这可以在征求教师意见基础上，制定信息公开规范，而真实、准确、完整是信息公开的方向。社会舆论也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学习经历，消除学历偏见，不能因为某个人某一段学习经历“不好看”，就质疑其能力。

作为美国舶来品的“非升即走”，无论是说法还是制度设计用在高校，实在是阴差阳错。其实美国高校并无“非升即走”（up or out）的说法，这个说法只有在公司、团队等更加商业化的机构中才会见到。在高校中，与所谓的“非升即走”有关联的术语是“终身教职轨道”（tenure track）及其制度设计。

法院通常会充分考虑大学教师的立场。前述与扬州大学和甘肃政法大学相关的诉讼中，法院都判决老师与原学校解除人事合同关系。 刘进发现，过去10年间，东、西部大学教师流动出现了“拐点”：西部高校教师流动参与度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东部高校本地或国际间的教师流动。 在张端鸿看来，高校增加“跳槽”难度并不是非留下谁不可，更多是“为了减缓人才流动的速度，让招人的速度能与之平衡”。

上海大学在上诉中明确提到：“要求向学生说明作出不授予学位决定的票决数情况之外的理由，显然与学术评价惯例不符”，且“相当程度上无法保证学术判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学术自治”。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向和与学生通过对40所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院校小论文发表要求的分析得出结论：每年毕业的博士生要发表的论文篇数是CSSCI来源期刊总刊文篇数的近四倍。 法院在对学位纠纷诉讼进行司法审查时，是以程序性审查为重点，“法官不是学术专家，对学术问题判断需要回避。”

高校应审慎思考“教职员工报考本校硕博”带来的利益冲突与近亲繁殖问题。行政管理人员报考本校硕博，难免产生利益冲突，也极易产生权力通吃问题，有碍招考公平公正，此次青海民族大学的风波就属于这种情况；而高校教师报考本校硕博，也一样会产生利益冲突，并为学术近亲繁殖敞开大门，催生更多的“学阀”与裙带关系，不利于高校长远的发展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20日《南方周末》）

理科大学的入学申请标准不高，雅思只需要5分，远低于实际上课的难度。导师的回答是，学校希望对学生“宽进严出”，给更多人改变自己学历的机会。 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前一年的2倍多，从8876人涨到19202人，占总留学生的比例也从42%升到了63%。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15日《南方周末》）

心匠的爆料帖子发出后，原帖随之在豆瓣引发热议，不少热心网友加入了“找假打假”行列。

2015年，课题组对全国25个省份五百多家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度和重度过劳者达44.9%，其中重度过劳者达到15.8%。2016年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调研表明，91.4%的教师处于中度或重度过劳状态，其中重度达到46%。 2015年《柳叶刀》论文研究发现，与每周工作35—40小时以内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的人，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平均要高出13%，中风的风险平均高出33%。 目前日本、韩国等国均出台了过劳死的相关认定标准，而中国迄今为止仍没有任何法律上和医学上定义过劳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