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希望拥有一位积极降息的美联储主席。但如果提名一个毫无市场信誉的政治附庸，债券市场会立刻作出惩罚——长端利率飙升，实际借贷成本反而上升，降息的目的就被完全抵消。因此特朗普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人：愿意降息，且能被市场接受。 沃什恰好填补了这个空间。他的鹰派底色为市场提供了信心基础，而沃什近期围绕AI生产率构建的叙事，则为降息提供了一个听起来有理论支撑的逻辑框架。

与硅谷其他的高科技公司不同，本书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公司服务于国家，而且还想把其他科技公司拉下水。看来军工的饼很大，他们吃不完。

一是对特朗普忠诚，二是与特朗普意识形态理念保持一致。提名名单里的人，毫无例外都具有这两个突出特点。 一部分美国中产阶级认为，现行的制度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好处，他们要寻求新的出路。这个出路不在体制内，而是在体制外，而体制外谁来代表呢？就是特朗普。这是他们的基本逻辑。 如果特朗普改变一中政策，会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等于和中国彻底决裂，将带来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个风险太大，我不认为他已做好准备。

像马特·波廷格这样的“对华鹰派”，在未来特朗普的内阁班底里不在少数。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大概率会更强硬。 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强化，离不开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政治放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方面过度渲染，甚至夸大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这让双方更多地失去了战略互信。 过去美国在知识产权、贸易赤字、人权等议题上也持续向中国施压，但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手。为什么呢？因为“损人不利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特朗普任期里，这个逻辑行不通了。他宁可要自损八百，也要杀敌一千。

特朗普上台之后，恐怕首先会对内开刀，比如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里代指美国庞大的文官队伍体系）和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 特朗普在4年任期里，会考虑自己留下什么政治遗产（political legacy），即能让后人记住他做了什么，大概率不至于太出格（做的太坏）。 华盛顿实际上有两个对华鹰派，一个是负责任的鹰派，一个是不负责任的鹰派。负责任的鹰派希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而不负责任的鹰派，很希望未来一段时间和中国有一次局部军事冲突。

许多学者认为，在美国横跨两党的“鹰派”政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之下，要做好较长时间内，美国都将在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展开全面制衡中国的准备。

在美国大选选情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具有越发突出的极端性和冒险性。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美中双方有着真正的共同利益，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重视在有共同利益上的合作。

虽然博尔顿因其在外交事务上的鹰派观点，历来为自由派媒体所不喜。他拒绝在国会总统弹劾案上作证，更给了政敌攻击的口实。但抛开这些成见不谈，博尔顿这本书还是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真实的美国政府外交决策流程。

在任职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博尔顿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执政理念，这让特朗普一度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人”。 博尔顿强硬的言辞，常常挑起别国的“不安”，其诸多外交“狠话”至今还在国际上流传。《华尔街日报》曾把他称为“美国国务院中最危险人物”，博尔顿对此感到十分得意，还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放在办公室的显眼位置。 前总统吉米·卡特表示，特朗普决定聘请博尔顿是“美国的灾难”。“给予博尔顿工作，可能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博尔顿长期支持对华开战，甚至支持攻打伊朗，是筹谋入侵伊拉克的主要人物之一。”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9日《南方周末》）

9月10日电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约翰·博尔顿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消息一出，质疑者纷纷给博尔顿贴上标签：“极端的好战分子”“鹰派中的鹰派”“战争狂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葛来仪甚至警告，“大家要系好安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