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保机构提名的独董比例不高，提名和履职保障未形成真正的闭环。很多独董更像个“挂名角色”，没有真正起到监督作用。 建立全国统一的独董履职档案与信用评价系统，并与中国证监会监管系统实时联动；对独董候选人做关联方穿透核查。 设立保障基金，独董因履职被解聘、被起诉，能拿到法律援助和经济补助；还要推行执业责任保险补贴机制，切实降低履职后顾之忧。

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但“占坑式辩护”使该制度出现了异化。 针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人,精神病人以及可能面临死刑、无期徒刑的人,即使被追诉人拒绝律师辩护，也应为其指派律师，这种必要的“法律家长主义”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何以不惑：我还有4年步入不惑之年，如今依然有很多疑惑。 “代理案件时，确实能帮到别人，特别是在一些法律援助案件中争取到好的结果时。但我如今依然有很多疑惑，比如社会在未来是否会变得更好、司法环境能否更为公正……”

一周时政新闻回顾（8月19-25日） 2023年，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援助案件共46.8万件，受援农民工52.5万人次，案件占比超过30%。 2023年以来，全国持枪、爆炸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6%；各地共破获枪爆案件1.3万起。 祝卫东任中央财办副主任，曾连续多年执笔中央一号文件。 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肖毅被判无期，曾用抚州1/10用电量力捧“挖矿”企业。

对律师们来说，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其吸引力在于，收到不予核准的裁定，意味着从死神手里救下了一条命。 在最高法审委会原委员高贵君看来，死刑复核程序中，至少已经有了控辩双方加入，随着律师参与逐渐增加，“其本身就意味着在往诉讼化方向推进”。 以前，在最终的死刑复核裁判文书上甚至连律师的姓名都不会出现。法律援助法生效后，情况有了变化，不仅写有律师的姓名和供职律所，有些文书还对辩护意见作几句话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冀祥德建议，可以建立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数据库，并对全国参与死刑案件辩护的律师进行考核、管理、培训。

在“万家无暴”项目创始人万飞投身于反家暴事业的这些年，对受害者被家暴后的绝望与恐惧感同身受，“受暴之后的受害人往往非常急需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地，他们所遭受的心理恐惧是无法想象的。” 医疗支持、生活保障、特殊照顾、心理疏导、法律援助、职业培训，还有成因极其复杂的生存困境，“当受害者还有孩子、老人等需要照顾时，受害者很难将全部精力用来解决家暴及后续的生存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在提案中点出了问题所在，而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做。 反家暴的背后，不是受害者选择离开家或者不离开，而是需要一个重建自己生活的机会。

自2018年起，湖北黄石、上海崇明、浙江金华、江苏泰州等地陆续开始了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工作。 金华浦江县检察官陈明南：在没有法律援助律师参与的情况下，“我们说的内容，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是怕，不是真正理解，但律师作为第三方，会让犯罪嫌疑人感觉更可信，更有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长吴宏耀：各地陆续开展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探索，和检察机关一系列改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