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未对现行的国家标准进行更新，现行空气质量标准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引领作用正在减弱。“建议将25微克/立方米，作为新的PM2.5年均浓度标准限值参考目标。” 研究发现，尽早发布并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具有更显著的净效益。虽然会带来减排综合经济成本的上升，但在中长期，随着健康效益的持续释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高的净效益将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十多年前，北京曾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如今，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已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24年的30.5微克/立方米，成为被联合国点赞的“北京奇迹”。北京破解十面霾伏，重现蓝天白云的秘诀是什么？

不仅是临汾，汾渭平原、京津冀等多座城市都有高度的相似性——高资源消耗、高排放、地形困扰。这一区域的许多城市都是传统资源性城市，如今在空气质量管理中都面临经济结构偏重工业、空气污染排放基数大、工业转型难的挑战。

受空气污染影响最大的国家，往往最缺乏应对污染的基础设施。 克里斯塔·哈森科夫预计，美国“全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暂停后，有近三十个国家将难以获得高质量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世界上仍有超过一百个国家和地区没有针对PM2.5的任何标准。

2013-2020年间，减排是PM2.5浓度改善的主导因素。 2017-2020年间，新冠疫情管控对空气质量改善有贡献，但不是主导因素。 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在低浓度区间更大，空气治理后期对应的健康改善幅度更大。

2022年，四川实现了PM2.5和重度污染天的“双下降”，PM2.5达标城市和达标县（市、区）“双增加”，成为历年来PM2.5浓度最低、重污染天最少、达标天数最多的一年。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确立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我个人理解有很深的背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格局变化之大前所未有，能源结构的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技术创新变化之大前所未有，绿色低碳产业转型之快前所未有，全球政治共识变化之大前所未有。 围绕绿色低碳办赛，我们制订专项行动方案，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赛前、赛中、赛后全过程，新建场馆全部达到绿色建筑二星标准，投入2300多台新能源车作为大运会的交通服务保障车辆，确保大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竞赛场馆等赛时常规用电实现100%可再生能源。

将以更多确定性的污染物减排量来冲抵排放增加和气象条件多变等不确定性的影响，努力实现“2025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将于近期上报。 生态环境部已经组织技术力量开展空气质量基准研究，为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研究打好基础。

“大气十条”的实施，最主要的担心是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最终结果证明，不但没有拖累经济，反而取得了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PM2.5标准可以从35微克/立方米提升到25，这是与经济水平匹配的环境质量，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第二阶段目标。 人们想到汽车污染，脑海中想到的画面总是尾气管排出的废气，但把汽油运到加油站、车辆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中，汽油都会产生蒸发性排放，目前全国层面对此的重视依然不足。 我们应该为经济复苏到正常状态感到高兴，同时环保监管也不能放松。经济好是大家的愿望，空气质量好也是大家的愿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部首席法律顾问、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对依法治污有切身体会，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是率先将PM2.5指标引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发展中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不仅倒逼我国空气质量连年改善，还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维护了公众的身体健康。

《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六项空气质量指标年均浓度同比首次全部下降，PM2.5和O3浓度连续两年协同“双下降”。但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尚有29.8%的城市PM2.5平均浓度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