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认为，基于创意艺术的干预可以降低全球青少年的PTSD症状。

被老板性侵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认定工伤。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 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但崔丽丽获得了阶段性“胜利”，拿到了工伤认定决定。 在小区里散步，看着嫩绿的叶子抽出来，又长成翠绿，崔丽丽有些失落：世界还在照常运转，而自己停在原地。

“生活在往正常的方向去，但我总害怕别人来报复。” 如今程琳患上某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看到“贷款”二字就觉得心惊肉跳。

随着疫情平稳，援鄂医疗队陆续撤离武汉，疫区居民和一线医护人员的恐惧、焦虑等急性创伤反应也基本过去，但“时间会抚平一切伤口”并不完全成立。 湖北大学心理学教授邓晓红估计，灾后的三到六个月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感染者、被隔离人员、一线工作人员、丧亲者、儿童和老人都可能是PTSD或病理性哀伤的高风险人群。心理援助工作者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尽早对这部分人群进行评估、筛查、干预和治疗。 应当组建一支训练有素、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而不是临时招募、匆忙培训、紧急上阵。不然，下次重大灾害发生后，“战时一哄而上，战后一哄而散”的现象还会重现。

心理创伤问题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工作正在逐步转移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特殊人群的纵深干预。 我们预计清明节会是一个社会心理的拐点，在此之前，希望政府能为安放民众的哀伤做点事。这是最好的社会心理疏导方式。

“按照国际的统计，95%的人在大的应激事件后都会产生这种创伤应激反应，但只有10%左右的人，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容易自愈，如果不接受正规的治疗或是干预，可能会持续多年难以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