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疑点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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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 历史信息能不能公开？印花税上调下浮什么理由 —— 重大决策过程能不能公开？瑞典公布每笔公务招待费用 —— 我们政府花钱的信息能公开到什么程度？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 “安全”“稳定”的信息边界在哪里？

会议记录、领导批示算不算

印花税调整如何启动，在哪个层级的会议上讨论，参会者是谁，最后结果怎么做出，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对于重大决策过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要求必须主动公开。但条例研究者认为，如果公民个人或组织想了解进一步的情况，完全可以向财政部提出公开申请。

然而，对于涉及公民权利的敏感信息，重大决策过程因不属法定必须主动公开的范畴，即便提出申请，这些信息能否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

“对于重大公共决策，过程的公开比结果的公开更重要。”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参与了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据他介绍，美国有行政机关会议公开法，专门规范行政机关的“开会”。行政机关的会议以公开为原则，一些可能涉及保密内容的会议是否公开，需由机构成员投票表决确定。不公开的会议必须制作会议记录，保证对公众开放其中可以公开的部分。

广州是最早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城市。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03年广州市信息公开规定实施以来，确曾有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市政府某次常务会议的会议记录。相关负责人则答复记者，会议记录的公开，须经过相关领导批准，一般只对申请人公开与其利益相关的部分，其他部分不予公开。

而可能对行政决策造成影响的“领导批示”，在他们看来，属于行政机关日常运作的内部信息，不属于须公开信息的范畴。

对于正在审议的重大公共决策、正在发展中的突发公共事件，多位政府工作人员都表示，其间的信息发布很难掌握。

广州市信息化办公室电子政务与信息资源处长宋彦敏说，在媒体相对发达的广州，很多信息常常是政府来不及发布媒体就公开了。另外，重大疫情的公布，因其需要医学上的诊析和确认，面临“及时”和“准确”的矛盾。广州是2003年SARS暴发的发源地。

卫生部一位官员亦有同感：“每个事件特点不一样，定一个统一的规矩，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哪些信息公开可能造成恐慌，我一下子也举不出例子。”

在这位官员看来，信息公开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要放在整个事件处理的全程中考虑它的影响。”如果在情况不明下公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连医生都不知怎么办，你告诉老百姓，他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