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志的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

如今世人但凡说到《自然》《科学》《柳叶刀》等杂志,必誉之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它们的“影响因子”高。

责任编辑:朱又可

1964年,加菲尔德的“科学情报研究所”首次出版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学术生态。加菲尔德本人也从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反抗“影响因子”的时刻来临了吗?》)

如今世人但凡说到《自然》《科学》《柳叶刀》等杂志,必誉之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它们的“影响因子”高。虽然《自然》杂志多年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如今却多次刊登文章,号召“反叛影响因子暴政”,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2017年2月25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作了题为《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的学术报告,不料次日就传来“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有朋友戏言老先生是被笔者的文章气死的,这当然是玩笑话,有失恭敬。事实上,随着对有关历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渐深入,以及近来国际期刊江湖的风云变幻,笔者对加菲尔德的“批判性欣赏”正与日俱增。

影响因子之一统江湖

本来,办学术杂志的目的,是帮助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办普及杂志的目的,是将科学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对通俗的形式介绍给更多读者。这就是办杂志最原初的动机,也可以谓之“初心”吧。至于一本杂志的优劣好坏,当然是看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本身水准高不高,读者口碑好不好,这样的标准,数百年来也已成天经地义。

但是这一切,从1975年开始,逐渐被颠覆了。近十年来,西方科学杂志的江湖更是进入了全新时代,办杂志的“初心”,早已被许多杂志彻底抛弃。

为什么是1975年?因为这一年加菲尔德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报告)。

出版这种报告,是为了发起一项名为“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游戏。

此前加菲尔德向世人兜售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已经10年了。SCI收录一定范围的期刊(数量逐年增长,现今已达8856种),通过在期刊论文和论文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可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年,“科学情报研究所”(ISI)首次出版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继推出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JCR报告则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就在该报告中。这个排名遂成为科学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影响因子游戏,彻底改变了世人对学术杂志的评价标准——现在,一份杂志的优劣,不再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准,而是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次数。

四十多年影响因子游戏玩下来,许多杂志已经主动或被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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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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