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献爱心你还不要？
台湾921地震社工救助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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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上午，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冯燕接受完南方周末的电话采访之后，匆匆赶去开会。她兼任董事长的台湾“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一下简称“儿盟”）受到上海市民政局邀请，将一起赶赴四川绵阳做失依儿童的扶助工作。

20日，“儿盟”执行长带领团队里最有经验、身心健康程度最好的社工作为第一梯队飞去四川，评估灾区的具体需求，以后每隔十天都会有另一梯队前去替换。冯燕和留守同仁则会尽快募集所需物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考虑到灾区儿童能否听懂他们的台式普通话，请上海民政局招募了讲四川话的志愿者。另外，他们担忧的是两岸没有直航，直接影响工作效率。他们已经在跟台湾红十字会联系，看能否随红十字会的救援队伍飞去四川。

紧张，却有条不紊。这得益于1999年9月21日那场大地震。冯燕还记得，第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台湾人也是手忙脚乱，急忙寻找日本阪神地震的经验。今天，得知大陆也有众多热心人想为四川灾区献爱心，冯燕和其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港台专业人士，一致叮嘱：“热心虽好，但还是要有组织、有计划、接受相关训练才行。”

救灾时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
更长的时间：资源分配防“乱”　

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发生里氏7.3级地震，震中在台中南投县，当地多山，地形类似四川。

除了“慈济”、“世界展望会”等体制完善的大规模慈善团体之外，台湾的大多数中小民间组织和热心人士在921震后的头几天，一个记忆都是“乱”。冯燕就眼见着有些热心人自己开车送来物资，却因为交通堵塞进不去灾区，就把物资交给后面的车辆带进去，自己又去运其他物资。

一些负责收集物资的单位和团体也对一些热心人的善举哭笑不得：太旧的衣物、过期的食物，不合用的锅瓢碗盘都捐了出来，令得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拒绝他们的善意，又会招来一顿白眼。

接着麻烦的事是如何分配物资，有些社团志愿者抢着要发放物资，那是很有成就感的工作，能见度最高，还可以拍照留念。结果就造成物资发放处乱成一团，大家都在抢有利的位置摆摊设位。

台湾的社工们给捐赠者的建议是：“要考虑受赠者的需求，把拿出来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而不是趁机会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像资源回收站这样丢出来。”对发放问题的解决办法则是：做分工，你发早餐，我发午餐；你发棉被，我发日用品……

更麻烦的是，在众多民间团体一起涌入灾区后，有些团体之间的调研项目重叠，让许多灾民本来就烦躁的情绪更火上浇油：“怎么你们反反复复老来问这个问题？！”

这时又需要分工合作。冯燕和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代表，每天都要一起开会，他们推选出执行小组和最有资历的人作唯一的主席，由他们为各组织安排分工。当发生分歧时，由主席做最后决断。“救灾时候，可以牺牲一些民主去实现效率。”冯燕说。

在各路民间组织里，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资讯。他们利用受震损毁不严重的暨南大学的设备，印刷制作《921社工咨询快报》，每天出刊，让需求和供给之间互通有无，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信息。

有些灾民身处比较偏僻的地方，不一定能及时获得救助。冯燕和同仁们只有用“最笨的办法”：背着物资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多远。同时印发传单，写明救助点在哪里，资源中心在哪里，见到灾民就灾发放，并请他们转给亲友。“这个时候最怕产生不实或者不准确信息，如果民去了一个地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救助，会对他们造成二度伤害。所以最好就是印出白纸黑字。”

一些摄影师响应需求做起“拍照志愿者”。因为当时灾民要领取财产损失的救助多需要把门牌号、电器等财物拍照为证。